1930年7月26日，上午11时左右，上海城隍庙西街口骤然响起三声枪响。待巡警与特务闻声而至，现场仅剩一名男子，身中三弹，胸部中弹已气息全无，而凶手却已消失无踪。

数日后，中统调查科的负责人徐恩曾抵达上海，疑惑地自言自语：“这真叫人费解，共产党的消息怎么传得如此迅速？”

面对他的困惑，无人能给出答案。直至一年之后，徐恩曾通过其他途径才得知，当年负责接头的竟是我党特工，真相至此水落石出。他不禁感慨道：“他们的手段确实高明！”

这位不幸街头遇难的男子身份之谜，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让我一一道来。

在大革命遭受挫折之后，国民党特务在上海及诸多地区频繁进行抓捕行动，意图借此引出隐藏在暗处的“大鱼”。当时，周恩来实际上担任中共中央在沪的最高领导职务，他所面临的威胁与风险远超过他人。

为了躲避追捕，他不得不频繁更换居所，而且多次更迭自己的名字。为了预防万一，他常以商人的身份出现，头戴礼帽，身披长袍马褂。每天清晨五点过后便出门，直至夜幕低垂，十一二点方才返回。

于充满挑战的上海，周恩来凭借卓越的智慧和非凡的勇气，掌舵中共中央的日常事务。他屡次身处险境，却总能转危为安。

当时国民党特务得知周恩来身处上海，却始终未能发现其踪迹。为此，他们转而将目光投向了那些投敌变节的叛徒或被拘捕的人员，企图从他们口中探得周恩来下落。

1930年5月5日至20日，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在上海成功举办了首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大会期间，中央特科负责全面的安全保卫工作。

在特科人员的精心策划与周密部署下，本次大会得以顺利进行，全程未出现任何意外情况。大会圆满落幕时，49位参会代表均安然无恙，随后在特科的掩护下，逐一安全撤离上海，重返各自的战斗岗位。

然而，在这49位代表之中，却有一人于逃离上海之后，暗中折返，潜行投靠了国民党，沦为可耻的叛徒，此人正是黄第洪。

黄第洪，湖南平江人士，生于1902年。青年时期，他深受诸多进步思想的熏陶。适逢黄埔军校招生之际，黄第洪于1924年成功考入，并在第一期第六队接受了系统的军事教育。

在黄埔军校的时光里，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有幸结识了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同志。

在国共首次合作破裂之际，党组织决定派遣黄第洪赴莫斯科深造军事理论。彼时，与他同窗共读的还有左权、刘亚楼等一众英才。1930年4月，他们从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圆满毕业，带着丰富的知识和坚定的信念，返回祖国。

毕业之际，伏龙芝军事学院对黄第洪的评价指出，其与同志间的交往有时显得尖锐且缺乏温情，性格上显得较为孤僻。学院进一步强调，黄第洪在政治素养方面仅达到合格水平，尚不具备独立开展领导和组织工作的能力。

毕业后，组织上安排他返回祖国。彼时，中原大战的硝烟弥漫在即，中共中央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导，于五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旨在借助军阀间的混战，进一步扩大苏维埃的影响力。

党组织委派他率先出席此次大会。会议落幕之后，在中央特科同志的严密护送下，他踏上了驶向北方的列车，目的地是江苏与山东接壤的苏北地区。在那里，他肩负起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构建苏维埃根据地的重任。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伏龙芝军事学院所给予他的评语竟一语中的，揭示了黄第洪革命意志的不坚定。他不愿承受在刀尖上舔血、独自创建根据地的艰辛岁月，于离开上海的次日，便转身回到了上海。

彼时，他未向党组织透露半分，毅然前往姨母的住所，并未提及个人境况，仅是表明前来投奔。

黄第洪的姨丈姓曹，早年便投身上海，创立了一家典当行，使得家庭生活颇为宽裕。不幸的是，几年前，黄的姨丈因病离世，家中仅剩姨母与表妹曹玉香相依为命。她们将典当行转手他人，凭借着曹父遗留的财产，日子过得既富足又悠闲。

黄第洪久未与姨母重逢，这次重逢后，姨母见到他出落得仪表堂堂，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遂欣然收留了他。

在这段寄居姨母家的时光里，他得以摆脱了工作的焦虑与担忧，这样的日子让他感到尤为满足。黄第洪容貌俊朗，表妹曹玉香对他暗生情愫，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日复一日地形影不离。

膝下无嗣的姨母目睹此情此景，脸上洋溢着喜悦。毕竟，亲上加亲乃古往今来之常理。她便热心地张罗着为两人筹备喜事，以期早日促成这门良缘。

不久之后，黄第洪便被这座大上海的光怪陆离所深深吸引，仿佛陷入了一种乐而忘返的境地。他挥霍着姨母给予的银两，带着两人穿梭于青楼酒肆、赌场以及高档餐厅。

这类挥霍无度的享受实在代价高昂，黄第洪却身无分文，很快便将姨母所赠之款挥霍一空。为了维持他那奢靡的生活，他竟然偷偷盗取了姨母家中的十几根金条。

经过一个月的缄默，姨母终究揭露了金条失窃的真相。在严词逼问下，黄第洪竟不顾一切，将自身沉迷声色的荒唐生活一五一十地倾诉出来。姨母听闻后，怒火中烧，竟昏厥过去，家中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待她苏醒过来，便毫不犹豫地将他逐出了家门。

遭放逐之后，黄第洪被繁华的都市生活深深吸引，不愿重返往日的简朴日子。恰逢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辉煌胜利告终，投机心理在黄第洪心中悄然滋生，加之他身为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便萌生了改换门庭、投靠蒋介石的念头。

因此，黄第洪决意精心筹备一份厚重的“见面之礼”，而这份礼物的最终归属，也将在他的恩师周恩来手中揭晓。

他初时致信周恩来，述及抵达苏联不久便遭身份泄露，敌踪紧追不舍，在当地已无法立足。建立根据地亦属千难万难，迫不得已，他只得返回上海。在此困境中，他恳请周恩来无论如何在中央机关为他谋一个职位。

彼时，周恩来方自苏联归来，案头积压的公务繁重，日以继夜地忙碌，几乎无暇歇息。接得黄第洪的书信，他对黄第洪的工作进展颇感不悦。然而，鉴于其时任组织部长，所有从苏联学成归国的同志，均由周恩来统一负责分配工作。

因而，周恩来在收悉黄第洪的信件之后，便回复了一封，并商定了会面的具体时日与地点。

黄第洪在收到周恩来亲笔信的喜悦中喜出望外，随即以“学生”的名义给蒋介石发去一封密信，坦诚自己当年误入歧途，如今渴望重新献上自己的力量。他提及返回上海后，已与周恩来有过面谈，因心中郁郁不得志，希望能与蒋介石亲自面谈，但此事需严守秘密。此外，他还向蒋介石透露了与周恩来会面的具体地点以及自己的联系方式，请求蒋介石派专人与自己取得联系。

蒋介石在取得辉煌胜利之际，意外收到黄第洪所寄的“密信”，心中顿生天命相助之感，遂立刻将此信转交陈立夫，命其全权负责此事的处理。

陈立夫不敢有所疏忽，遂紧急召集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命其负责处理黄第洪自首的相关事宜。徐恩曾随即委派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具体执行任务，并指示他前往与黄第洪会面。同时，徐恩曾详细告知了接头的具体方法：在南京路邮局约定，双方各持皮包和报纸作为接头标志。

1930年7月14日，上午10点钟的阳光洒落南京路邮局，杨登瀛怀揣皮包，手持一份当日的《上海日报》，如约而至。然而，他耐心地在大厅里等待了整整三个小时，黄第洪却迟迟未现身影。

杨登瀛空手而归，心中茫然，不知与他会面者究竟是谁，唯有耐心守候。黄第洪于当晚传来了讯息，约定在原定地点，三日后再聚。三日后，杨登瀛再次踏入邮局大厅，静候了整整三个小时，却依旧未见对方的身影。

经过两次的试探性接触和秘密的监视，黄第洪终于放下心来，决定亲自与对方见面。

“作为南京特派员，我向你担保你的安全无忧。但问题是，你如何证实你的自首是出自真心？”

黄第洪急于彰显其诚意，急忙透露了自己的身份，并详细阐述了与周恩来之间的深厚关系。他不仅透露了周恩来与他约定会面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更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主动承诺在下次见面时，将带来周恩来亲笔书写的信件，届时一目了然，便可验证真伪。

然而，黄第洪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这位与他接洽的特派员竟然是我党的秘密特工，他面临的，将是正义之箭的射击！

杨登瀛与黄第洪分道扬镳之际，心中忧虑重重，深知事态紧急，不敢有丝毫耽搁。他立刻将这一重要消息汇报给了中央特科情报科的副科长刘鼎同志。

刘鼎火速将这一消息传递给了陈赓，陈赓随即向党中央进行了汇报。周恩来原本计划与黄第洪会面，但得知此事后，他立刻中断了与黄的一切联系，并指令陈赓：“务必严密监控黄第的行动，深入调查并核实其叛变自首的细节。一旦确认，立即秘密执行处决！”

中央特科的同志迅速展开调查，以查明黄第洪叛变的真相。陈赓通过地下渠道与钱壮飞取得了联系，并最终确认黄第洪已投敌。陈赓随即向蒋介石发出密信，同时周恩来亦证实黄第洪曾约定与他于邮局会面。

此外，情报科的同志巧妙地获得了黄第洪致蒋介石的密信，此信确凿地证实了其投敌的罪行。

为了争取黄第洪的回心转意，周恩来毅然决然地决定给予他第二次机会。在那个25日的夜晚，周恩来未事先通知，径直前往黄第洪的居所。一番诚挚的劝说之后，黄第洪表面上假装悔悟，声称自己必将投身革命直至最后一刻。

实际上，彼时的情形是周恩来莅临太过突然，黄第洪未及准备，只得先行佯装转身，意图另寻时机向国民党特务传递消息。

周恩来洞察黄第洪的真情实意，深知此人铁心背叛，已对其丧失希望。尽管他屡次劝导，实则已尽力仁至义尽。于是，他与黄第洪商定次日午后重逢，届时将对其工作进行安排。

张国焘与黄第洪交情匪浅，闻及此事，心情沉重。他在回忆录中亦有所记载：“周恩来察觉我的哀愁，便补充道，黄第洪曾有一封亲笔信，向蒋校长表达其弃暗投明、立功赎罪的决心，且曾亲自承认信件出自己手。尽管经过多次劝导，他依旧固执己见。至此，周恩来坚信证据确凿，形势紧迫，遂毅然决然作出处置。”

26日的清晨，黄第洪便着手联络杨登瀛，不久便顺利地接到了杨登瀛的指令：“请于11时，携带家伯亲笔信至城隍庙西街口，堂兄。”

黄第洪接获指令，未生丝毫疑窦，依时抵达城隍庙西街口。他在道口树荫下驻足片刻，便瞥见数骑自行车自东而来，疾驰向西。他尚未来得及辨认骑车人的面容，那数人便齐射，枪声“啪”“啪”“啪”接连响起，子弹穿透他的胸膛，黄第洪应声倒地，鲜血涌出，不久后气息全无。

不远处，巡警与特务们在枪声响起后迅速涌至现场，却只见黄第洪的遗体静静躺在地上，而中央特科的行动队员早已如风般消失在视野之外。

中央特科的此次行动令敌方震惊不已，数日后，徐恩曾亲自赴上海，他面色忧愁地对杨登瀛言道：“真是令人费解，共产党的情报为何如此迅速传至？”

杨登瀛附和地点了点头，语气沉重地说：“的确如此，我已极为谨慎，却还是让他们先行一步。这问题究竟出在哪，实在令人费解。”

徐恩曾并未将杨登瀛与中共特工的身份相联系，毕竟二人交往已久，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信任。他仅认为是由于我方疏忽，导致情报外泄，因此对中央特科的行动产生了额外的忧虑。

上世纪五十年代，徐恩曾在台湾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及中央特科的行动时，如此描述：“他们所挑选的地点与时间，均经过精心计算与安排，令人防不胜防。这一状况引发了其他工作人员的不安，每个人都神经紧绷。那些曾由共产党阵营转变而来，或是曾参与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破坏行动的人，更是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外出。因为谁也无法预料，何时会成为红队的下一个目标。大家在紧张与恐惧中度过每一天，自顾不暇，自然也就完全丧失了对抗敌人的能力。”

1931年四月，顾顺章被捕后选择背叛，鉴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他在上海中共中央掌握的众多机密中，无一不知，杨登瀛的情况自然也在其掌握之中。

顾顺章背叛的电报自武汉传出，地下党员钱壮飞潜伏于徐恩曾周围，及时截获了这份至关重要的情报。在周恩来等人的指挥下，他们紧急行动，成功地在国民党围捕之前，将中央各机关安全转移。

杨登瀛虽非共产党员，却对我党贡献良多。撤离之际，陈赓特地找来杨登瀛，希望他能暂时躲避一时，但杨登瀛却毅然拒绝。无奈之下，陈赓叮嘱他，若不幸被顾顺章揭露，务必坚守原则，绝不多言一词。

翌日，徐恩曾率领特务队伍抵达上海，展开了抓捕行动。而当日下午，杨登瀛亦因“告密者”的罪名被拘捕，并被押解至南京宪兵司令部接受监禁。

得益于钱壮飞的及时传递情报，中统特务部门遭遇了一场空手而归的尴尬。在得知杨登瀛这位“告密者”竟然隐藏在他们中间时，他们感到无比的羞愧与耻辱。至此，他们才恍然大悟，为何白鑫、黄第洪、戴冰石等一众人士会接连遭受不幸，这其中怎能少了杨登瀛的告密之举。

鉴于杨登瀛系“自家人”，若陈立夫、徐恩曾等人物理处置他，恐显其识人无方。在张道藩的提议下，他因“昔有功勋”而得以由张亲自担保，得以获释。然而，鉴于其过往“前科”，国民党并未赋予他任何官职，杨登瀛只得暂居于上海。

1934年，得益于老友们的推荐，杨登瀛受命担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一职。然而，因受猜疑所累，日常工作中他仅被委以处理一些琐碎事务。

自那时起，杨登瀛彻底与特工组织断绝了联系。鉴于周恩来与陈赓均参与了长征，加之误传其被国民党所害的消息，他与我党的联络亦随之中断。此后长达十余年，他过着宁静而平凡的生活。

抗战胜利之际，杨登瀛已卸去所有官职，生计仅能依靠售卖香烟、纸烟与茶水勉强维持。他平日里深居简出，行事低调至极。

新中国成立之际，杨登瀛携一子一女迁往宝岛台湾。鉴于其特工身份可能对在台湾的子女造成影响，加之他长期服务于国民党，他并未向当局透露其早年工作经历。

1951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浪潮。杨登瀛，鉴于他过往曾对我党提供过协助，便主动详实汇报了自己的过往经历。然而，在调查过程中，工作人员意外发现他曾担任过中统的职务，这一发现最终导致了他的死刑判决。

“鞠院长，经过我深思熟虑，鲍君甫的供述确凿无误。他确实自1927年起与我党有所联系，并在1931年之前与我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在此期间，他对党的贡献颇丰，立下了不少功勋。”

1956年三月，陈赓莅临南京，特意拜访了杨登瀛。直至此刻，他的孩子们方才得知父亲早年的一段往事。

1969年12月，杨登瀛于北京不幸离世，周恩来总理闻讯后，立即指示相关部门务必妥善关照杨登瀛的家人。不久，杨登瀛的爱女美云得以调回南京，得以就近照料体弱多病的母亲。

“对于在我们党面临最严峻考验时伸出援手的人们，我们绝不能忘记……”

周总理生平历经无数艰险，对那些在隐蔽战线上英勇奋斗、助力我党渡过难关的英雄们，始终怀以最深切的尊重与关怀。他对这些英雄的丰功伟绩铭记在心，时常叮嘱工作人员要善待他们。让我们一同向这些隐蔽战线的英勇战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