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叛逃的细节

为了透彻解析张国焘叛逃的前因后果，我们有必要追溯至陈独秀及其所领导的中国托派运动。

众所周知，王明的归国对张国焘最终决意背离党的行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张国焘的离去似乎源于王明的一番话语，其内容看似滑稽，然而这却是真实发生的情形。

王明之所以能让张国焘心生畏惧，并非源于他外表的威慑力，而是他那言辞中透露出的“托派”标签，令张国焘的神经不由自主地紧绷起来。

王向张国焘透露，李特与黄超已被定性为托派分子并遭处决。言辞间亦流露出将他划为托派分子的暗示。此言一出，死亡的恐惧瞬间笼罩张国焘，令他大脑一片混乱，嗡嗡作响。

张国焘自是久经世故之辈，通常总是保持着从容不迫的风度。

然而，事实表明，在生死攸关的关头，鲜有人能够保持冷静自若。

01

在十二月召开的会议中，王明不仅对洛川会议上的立场予以反驳，而且未直接点明姓名地对教员所倡导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策略进行了批评。此外，他还深入探讨了有关中国托派的问题。

提及中国托派，陈独秀不可不提。

陈独秀，被托洛茨基亲自指定为中国托派的领袖，其与托派的紧密联系，直接使得他晚年的生活变得异常敏感，鲜有人敢提及。

陈独秀及其他诸多中国托派组织的成员，普遍是在阅读了托洛茨基所著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以及《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这两篇论述中国的文章后，深受启发，进而选择了追随托洛茨基的道路。

陈将这两篇著作视为无上珍宝，正是它们，为他圆满解答了大革命失利后责任归属与划分的疑难。

当时，为了对斯大林与布哈林进行反击，他笔锋犀利，在文章中直言其事。“苏联布尔塞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共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

陈独秀听闻此等言论，恍若茅塞顿开，不由得击掌称绝，立刻便表示：“托洛茨基同志所揭示的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无疑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确。”

相关论述中国的文章不仅为陈独秀解除了困境，更在文中为中国托派规划了具体的路线、方针和终极目标。这些内容进而构成了中国托派的理论基石。按常理推断，有了这些文章的指引，中国托派本应能够顺利实现团结，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在1930年左右，我国涌现出三大托洛茨基派系，它们分别是“我们的话”派、“十月社”以及“无产者社”。

最初崭露头角的是“我们的话”派，该派系由一批从莫斯科归国的留苏学子共同创立。继此之后，以陈独秀为首的“无产者社”应运而生，而最后成立的则是以刘仁静为领袖的“十月社”。

刘仁静最初归国的初衷，在于代表托洛茨基，致力于将我国的托派力量凝聚一处。然而，“无产者社”与“我们的话”两大派系间互存芥蒂，尤以“我们的话”派对陈独秀的不认同为主，认为其思想不够纯正。

继中东路等事件之后，陈独秀相继发表多篇评论，犀利地批判“上海”。然而，刘仁静在阅读了这些文章后，认为其论述存在诸多不妥，于是转而开始对陈独秀发起质疑。最终，刘仁静与一些资深人士共同组建了“十月社”，意图与早已成立的两个托派团体一较高下。

这三家托派组织虽同属托洛茨基的追随者行列，却彼此间均怀有难以化解的隔阂，相互间鲜有认同与尊敬。

这些人共享一个显著特征——“你若左倾，我则更为激进”、“你若坚持，我之坚定更胜一筹”、“你若纯洁，我的纯净程度更上一层楼。”

评判谁的目标更为纯粹，谁对经典著作的解读更为深刻，谁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对于任何形式的变通、调和、修正与妥协，都应予以严肃的批判，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

这三家机构均对此进行了精妙演绎，彼此间不屑一顾，坚信唯有己方理论与构想才属正宗，将对方视为糟粕。于是，他们陷入了持续的分化与争执之中。

02

长久以来，三派间纷争不断，相互指摘，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方针、策略、形式判断及组织体制等理论和问题，展开了一场无休止且多层次的激烈争论。

他们的核心革命行动，集中于会议召开、报告阐述、意见交锋以及结论形成，将近乎全部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理论探讨之中，并在各类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理论性文章。然而，缺乏实质性的革命实践，导致其影响力范围极为狭窄，影响亦微乎其微。

即便是托洛茨基也坦诚，对于中国这三派之间的实质性分歧感到困惑，不明白为何他们不能实现团结。

最终，托洛茨基亲自发声，并屡次敦促，促使这三股力量在陈独秀的领导下凝聚成一体，它们才勉强携手，共同成立了统一战线。

在抗日烽火燃起之际，约莫1937年10月，陈独秀以我国托派领导者的身份，派遣罗汉前往延安进行商谈，旨在寻求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最终，双方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合作框架：对于愿意脱离托派并承认自身在托派中犯有过错者，将有机会恢复党籍；而对于那些选择不脱离者，则可在党外携手，共同致力于抗日救亡事业。

然而，王明与康生返抵延安之际，对接纳中国托派之举表现出了坚决的反对态度，对陈独秀抱持着极深的敌意。他们甚至声称，在抗日问题上，他们可以与任何一方携手合作，唯独不能与托派为伍。更甚者，他们还对陈独秀进行了无端的指控，诬指其接受日本津贴。

张国焘忆及往昔时言：“王明执意主张，斯大林正雷厉风行地打击托派，而我方却意图与之联络，此情此景，若斯大林得知，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进一步强调，在与托派对抗时，绝不能心存仁慈。即便是陈，即便他并非日本间谍，也应被冠以‘日本间谍’的罪名。”

在政治领域，立场至关重要；而在经济领域，市场才是评判的标准。王明的立场鲜明且坚定，不容置疑。

王明年纪轻轻便在共产国际内部崭露头角，攀升至高位，这与他那极其敏锐的政治触觉密不可分，确实具备超凡的才能。

王明，一位常驻莫斯科的观察者，对斯大林在反托派运动中的策略及其坚定立场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亲历了被指认为托派者的悲惨命运。基于此，王明为了强调反托派运动的重要性，特地撰写了一篇专文，其中列举了大量事例，措辞之严厉可见一斑。

出乎意料的是，王明对反托派的极端关注，以及他对张国焘所发表的言论，在张国焘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应，这直接催化了他背叛党的决心。

在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王明对反托派的攻击，竟然是针对我的。”

在与国焘的对话中，王明不仅提及了黄超与李特，亦谈到了俞秀松、周达文等一众人物。此辈昔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等人有过激烈争论，尔后，他们随张国焘一同赴列宁学院深造。学成之后，他们历经辗转，最终投身新疆的建设工作。

王明直言不讳地向张国焘透露，这些人在莫斯科的多次清党行动中均未暴露任何纰漏。此次他们抵达新疆后，王明便将他们逮捕并进行审讯，结果证实他们果然是托派分子，因此，按照法律，理应对他们进行惩处。

王明几乎直言不讳，声称一旦落入他的手中，无论你是真身还是幻影，都将化虚为实。

这些言辞，不仅蕴含着威胁与挑衅的意味，更透露出一种扭曲的“仇敌得手”的快感，令张国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惊恐。“王明所透露的事实，以及他那份追随斯大林，意图肃清托洛茨基派的决心，让我深受触动。”

“由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

将个人选择背叛的原因归咎于王明，不过是张国焘所采用的借口。王明，实则不过是外在因素。诚然，外在因素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事物的根本动力仍在于内在因素。外在因素唯有借助内在因素的相互作用，方能发挥作用。

内因是事物内部的因素，外因是外部的作用。

正如鸡蛋需在适宜的温度条件下才能成功孵化，温度是外界的关键因素。然而，即便条件再适宜，石头也无法孕育出生命的奇迹，孵化出雏鸡。

关于张国焘叛逃背后的内因，我们已在上一篇文章中进行了深入探讨。（详情请点击查阅。）

03

1938年伊始，会议落幕之后，王明及其随行人员即刻匆匆启程，奔赴武汉。

已决意寻觅时机脱离延安的张国焘，却显得颇为悠闲自得。

此种闲散姿态实为刻意为之，张国焘意在塑造一种轻松的氛围，以掩盖其真实意图，使人忽略他的存在。如此一来，他便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深思熟虑，寻找逃离延安的最佳途径。

正当张国焘陷入沉思，思索着如何为自己的离去寻找合理的借口之际，一个机遇不期而至，摆在了他的眼前。

位于陕甘宁边区南部，有一片名为中部县的土地，此地矗立着庄严肃穆的黄帝陵。每逢清明时节，国民党方面便会派遣一位高级官员前往黄帝陵进行祭奠。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为彰显两党携手抵抗日寇的坚定意志，国民党在祭拜黄帝陵时，亦会邀请陕甘宁边区政府指派代表一同参与。

1938年4月初，祭陵时。

彼时，国民党派遣的祭陵要员为蒋鼎文，而边区政府亦需派遣一位代表陪同祭奠。起初，延安方面计划由边区政府秘书长曹理茹担任此职。

得知此事后，张国焘便以边区政府代主席的身份，亲自率领队伍前往祭奠。

数月之前，张国焘方才接手边区政府的领导职务不久，便因遭遇困境而轻易卸责，将所有事务一股脑推给了伍修权。如今，他察觉到了实施叛逃计划的良机，便屡次以边区政府代主席的身份，提出前往的要求。

张国焘屡次恳请，最终教员亦不便再行推辞，遂点头应允，并叮嘱道：“速去速归！”

4月4日，张国焘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共同完成对黄帝陵的祭拜仪式。随后，张国焘以参观陵园为名，悄然撇下随从，与蒋鼎文一同在陵园内漫步。

即便不甚清楚具体谈资，可以肯定的是，在独处的间隙，张国焘向蒋鼎文透露了他叛逃的密谋，其间恐怕还涉及了关于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商讨。

翌日，依照既定安排，张国焘应返回延安。然而，在离别之际，他却意外地一屁股坐入了蒋鼎文的小轿车中。

秘书与警卫皆愣然失色，对眼前情形感到困惑。张国焘轻挥手臂，示意他们不必多问，自己将前往西安与林伯渠林主席商讨要事，并告知他们暂无需返回延安。

即便对情形尚感迷茫，即便是愚者亦能察觉张国焘的举止实属异常。

然而，蒋鼎文一方人数众多，张国焘仍担任领导职务，其他随员根本无力阻止张国焘。警卫员张海察觉形势不妙，亦随西安公署宪兵队一同乘车，与张国焘一同抵达西安。

经过数月的秘密筹备，张国焘终于得偿所愿，成功实施了其计划，离开了延安。

这对张国焘是福是祸？

张国焘自己心也忐忑。

04

人生漫漫，面临的选择众多，然而真正能够改写命运的抉择却寥寥无几。站在关键的岔路口，一旦作出抉择，便只能勇往直前，坚定地沿着既定的道路前行。

张何时做选择？

或许在十几年前的北京监狱之中，当张国焘交出那份名单之际，抉择已然悄然形成，然而直至今日，其真相方才逐渐浮出水面。

至于张国焘所做出的抉择，其正确与否，实则取决于你如何去诠释这一行为。

例如，张国焘晚景颇为凄凉，然而他终究活到了八十余岁，亦曾度过了数年逍遥自在的时光。另一方面，尽管他一度避开了诸多劫难，但他的历史评价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福祸皆需自行寻求。对于福祸相生的哲理，每个人心中自有不同的见解。通过借鉴他人的经历，我们得以获得启示，这正是阅读历史的价值所在。

不赘述其他，张国焘的亲身经历向我们昭示了一个道理：无论昔日在大型组织中拥有多么显赫的影响力，一旦脱离组织，其影响力便会迅速下滑。

依旧是人，然而那些昔日轻而易举便能完成的事，一旦离开了平台，即便是付出十倍的努力，亦难以再行。

有趣的是，那些主动从大型组织中离职的个体，其中一小部分真正具备才华的人选择了投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而另一部分人则转至他处，依旧延续着在原组织中的生活方式，尽管他们的姿态有所不同。

张国焘虽屡屡宣称意图离开延安，并誓言与昔决裂，不遗余力地诋毁延安的种种，然而最终，他仍不得不依赖延安以谋生计。王明亦步其后尘，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初抵西安之际，张国焘备受众多国民党高级官员的热情款待，并被安排入住西安招待所。

在这群地位显赫的国民党高层追捧的热烈气氛中，张国焘重新体验到了久违的尊贵之感，仿佛瞬间穿越回了那个一言九鼎、高居权势巅峰的时代。

这已是过去式。

张国焘洞悉，诸多事宜眼前之人实难决断，他所需之物，这些人亦无力提供。重大事宜自当与高层领导商议，唯有蒋介石亲自首肯，方能确保万无一失。

对张国焘而言，这位追求个人利益至上的人物，在未完全握有国民党所承诺的实质性利益之前，绝不会轻率地暴露自己的全部底牌。这正是一位老练赌徒所应具备的谨慎素养。

4月7日的清晨，张国焘步出招待所，登上了小汽车。他的目的地是武汉，那座城市将成为他施展抱负的舞台。

临行之际，经验丰富的张国焘再度细致部署，吩咐警卫员张海告知林伯渠，请林先生前往火车站等候，他有一事需与林先生商谈。

及至林伯渠急匆匆抵达火车站，张国焘早已安坐于车厢之中。林伯渠遂耐心细致地劝说他下车，并敦促他返回延安。

然而，那时的张国焘已决心坚定，仿佛吞下了秤砣，铁心离去。然而，这位资深的机会主义者，终究是个机会主义者。无论何事，他都力求利益最大化，除非亲眼见到兔子，否则绝不轻易撒手。他既未诚实地提及前往武汉寻找老蒋，亦未公开表明自己将毅然脱离党组织。

张国焘向林倾诉了一连串的怨言，却并未道出一句真言，只是表明自己意图前往武汉寻访周恩来。火车随即发动，驶离了站台。

形势紧迫，林同志迅速联系了长江局及延安方面，并及时告知了张国焘的最新动向。

05

不行就强硬解决。

昔年，龙潭三杰中的胡底，在随红军总部南征途中，不幸被张国焘裹挟，期间对其言行表达了强烈的不满。遗憾的是，在南下的征途中，胡底惨遭暗算，不幸遇难。

随着张国焘的叛逃，龙潭三杰中的另一位终于迎来了展现实力的契机。

同日，张国焘踏上开往武汉的列车之际，李克农亦接到一道严令：“务须抢先于国民党特务，将张国焘接引归来！”

猫鼠游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