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天，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国民党军队不断后撤，日方则趁势从华北抽调重兵南下，企图通过南北夹击之势占领徐州，进一步扩展自己的侵略领土。

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央于4月21日向各前线下达指示，要求部队在河北、山东等地广泛发动抗日游击战。毛主席在电报中明确提出：即便是在平原地区，游击战同样可以坚持。

回忆起那段岁月，徐向前曾直言不讳：早在红军时期，我军始终依托山地而战，这既是生存之本，也是壮大的依靠。没有山、只有一望无垠的平原，还能否持久开展游击战？当时许多干部缺乏信心，经验也极为有限，心中自然充满了疑虑。

这样的担心其实并非空穴来风。无论是红一方面军崛起于井冈山，还是红四方面军起源于大别山，山地始终是游击战的天然屏障。1937年8月洛川会议，毛主席曾专门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其中“山地”两字，再次强调了地形的重要。凭借山地作为掩护，部队不仅能够获得生存空间，也能更好地展开战术运动，从而逐步壮大自身。

以宋时轮和邓华为例。当年受命率部进入冀东时，他们就在八路军第四纵队党委会上直接表达了对平原作战的担忧，承认大家都缺少在平原作战的经历，比起山地无疑胜算更低。河北省委以及冀东地下党成员同样不确定是否能在缺乏掩护的环境下长期坚持。尤其是冀中地势开阔，缺少像“青纱帐”这样的天然隐蔽，一旦植被被毁，敌人可轻易发现目标，部队安全面临极大威胁。

部分同志虽然不愿后撤，却也很难阐明理由。第四纵队经过多番讨论，还是做出了暂时撤出冀东的决定。宋时轮对此一生感到遗憾，而冀东根据地也因此长期难以发展。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徐向前当时在冀南的表现。他敏锐地意识到：若不能解决思想上的困惑，缺乏明确的战略依托，平原游击战根本无法扎根。为此，他主动与干部反复交流，认真分析冀南的地形和群众基础，最终创新性地提出了“平原造人山”的思路。

徐向前强调，平原上的游击战，是整个持久抗战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在日军南犯，河北地带兵力相对薄弱、敌人防范松懈之际，更应果断深入平原区域，长期坚持下去，有组织地破坏敌人的交通、后勤，逐步拓展抗日根据地。

河北大部分地处平原，仅西部和北部有少量山地。若仅从军事角度出发，平原似乎不适合作战。敌军机械化部队行动迅猛，而我军难以获得天然掩护，机动和生存都面临难题。但只看到这一面就断言游击战无法开展，无异于放弃整个华北平原，这给长期抗战和部队成长都会带来不利影响。

从历史经验来红军能够获得胜利，固然离不开山地的庇护，但更为关键的，还是军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和支持。正是在人民的帮助下，红军才能生生不息。

徐向前明确指出，只要能够发动群众，平原地形的劣势便不再决定成败。河北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经济活动活跃。如果能借此基础把人民团结凝聚于抗敌前线，那胜利的根基便已打下。没有高山峻岭，但只要把群众凝聚起来，这股“人山人海”的力量足以抵挡敌人的进攻。

他曾对同志们说：“再险峻的山，也不及这样的人山稳固。平原虽无山岭，但有八百万人，这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只有人民才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严守纪律，全心全意为民族和群众利益而奋斗，就能够建起这座牢不可破的人山。”

在理论的指引下，干部们逐渐树立了信心和目标。经过一年多扎实工作，冀南根据地发展势头迅猛。借助我军的模范引领，再加上侵略者的残暴，冀南地区的民众迅速被动员起来，一支又一支抗日民兵队伍应运而生：自卫队、游击队、农会、妇救会、工会、青年抗日先锋队，各类抗日组织层出不穷。

在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战斗中，群众表现出极大的聪慧和凝聚力。他们在广幅平原上开凿出万里地道沟，极大地削弱了敌军行动能力，也为我军提供了宝贵的隐蔽、转移与伏击空间。

正是这种将“人民”化作“人山”的战略构想，使得平原地区游击战能够迎难而上，最终取得实质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