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卢沟桥事变与八一三事变事态不断升级，日军的脚步逐渐逼近南京，城中许多有钱人和外籍人士纷纷四处躲避。

南京城陷落之后，往昔的中华民国政治中心、曾经喧嚣繁华的都市立刻变成了惨绝人寰的场所，许多普通民众在日军野蛮的暴行中遭受了屠戮。

南京城内的小桃园10号，是位德国人的住所，却成了南京城里难民们难得的平静之地，宽敞的院落里安置了许多中国百姓。

住宅的主人叫做约翰·拉贝，当南京这座城市被占领的时候，一位来自德国的男士勇敢地站了出来，选择留在南京，为那些在生死边缘挣扎的贫困百姓提供援助。

他是少数几个亲眼见到南京大屠杀惨剧的外国人，在把所有了解到的情况都发送给希特勒之后，他遭遇了凄惨的下场。

一、约翰·拉贝与中国

十八八岁那年，约翰·拉贝在德国汉堡呱呱坠地，父亲却在他年纪尚幼时就撒手人寰，等到中学课程刚读完，他就已经离开校园，开始闯荡社会。

拉贝出生于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家庭,他本人同样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幼年时期的拉贝经常和伙伴们在教堂里嬉戏,攀爬他家邻近的桑克特·密歇尔教堂的塔顶，观看着汉堡港口来来往往的通商船只……

在教堂度过的童年岁月对拉贝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是逐渐积累的，我们不禁会想，拉贝后来选择留在南京，这与他保护难民时流露出的真挚同情心，以及他自幼形成的向善的宗教意识，有着密切联系。这种决定，源于他内心深处对弱者的关怀，也受到他长期受到的宗教教诲的影响。

1908年，约翰·拉贝开始在中国从事商业事务，最初抵达北京，后来他先后在天津、南京等地的德国西门子机构任职，总共在中国度过了三十个年头。

他在中国成家立业，在此养育了后代，他的外孙女也于中国降生，多年居留与任职，约翰·拉贝同中国人民建立了牢固的情谊，对中国怀有特殊而深厚的眷恋。

1931年，因职务变动，拉贝被派往南京，担任西门子办事处主管，最初在下关租住房屋安顿下来。

1932年夏天，他跟金陵大学农学院负责人商议后，达成了一项租赁契约，地点是南京的小桃园10号，也就是现在的小粉桥1号，目的是为了建造一个能同时满足办公和居住需求的房子。

紧接着，小桃园十号，一座西式砖木建筑突然矗立，屋顶铺着红色的瓦片，门和窗涂着乳白色，它的后面有一个广阔的庭院，当时同金陵大学相邻，这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拉贝故居”。

庭院再往后，立着所德语学堂，那是拉贝为处理企业员工学习事务而设立的机构，为了筹措建校开销，拉贝于是成为了纳粹党一员。

拉贝的住宅有两层楼，总共有十三间屋子，从1938年2月拉贝返回德国之前，他和夫人一直住在这里，他的女儿在北平工作，时常带着外孙女莱因哈特一起相聚。

拉贝大概未曾料到，他原本清静的居所，后来却转变为庇护南京受难者的安全地。

二、挺身而出的德国人

1937年8月15日，拉贝当时正在北戴河休假，忽然听到南京遭到日军飞机轰炸的消息，许多外国侨民已事先得知并撤离，拉贝在仔细考虑之后，还是选择返回南京。

十天半的路途，拉贝在9月7日抵达南京，此刻正是淞沪会战在那段时间，上海的守军与日军正在激烈交战，战斗异常残酷，日军的飞机甚至一度飞抵南京城的上空实施轰炸，拉贝当时的返回，在旁观者眼中显得颇为鲁莽，也令人难以理解。

拉贝的办公桌上此刻堆满了各式信件，其中夹着德国大使馆的一封通知，内容是敦促在南京的德国公民立刻离开此地到了9月20日，拉贝再次收到了大使馆的告诫：尽快离开南京！

拉贝依然没有走。

自九月二十一日起，南京遭受日军每日轰炸，情势日渐严峻，直至十二月十二日该城完全陷落，拉贝最终决定不再搭乘“库特沃”号他错失了多次搬离的时机，最终选择在自己家宅的地下建造了一个避难所，这显示了他决心与南京共存到底的态度在他的日记中他将这个简陋的地下室称为“英雄地下室”。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完全沦陷，距离此地约三百公里远的南京城，眼下正承受日军猛烈攻势，兵锋直指城下，形势危急，攻破南京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十一月十五日，南京交通部门所在的过道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行李和包裹，国民政府准备迁离南京，十七日，南京的街道上，提着包裹的民众络绎不绝，道路异常拥挤，政府机关的车辆被困在人群中，艰难地前行，最终国民党军官韩复渠的卫兵不得不用手枪来为长官开路。

人们好像已经预感到南京城马上要遭遇的猛烈风雨，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有七十万到八十万南京市民不得不弃家出走，沿着北面的河流迁徙到汉口等城市去。

南京城剩下的，有负责守卫的军人，有流离失所、无处可去的平民，也有像拉贝这样的外国人，他们与这座城市难舍难分，并且怀有博爱之心。

拉贝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今天，善待了我三十年之久的东道国遭遇了严重的灾难，富裕阶层已经撤离了，贫困群体却滞留原地，他们茫然不知何去何从，更缺乏足够的财力进行转移，正遭遇着整体性消失的威胁。我们怎能不努力去援助他们？起码，要挽救一些生命啊，如果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骨肉呢？

自从南京当局着手准备迁都，这座城市实质上基本上已经陷入一种“管理真空”的局面。

十一月二十二日，日军着手攻打江阴炮台，众多外籍人士挺身而出，他们组建了“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并且共同选定拉贝担任主席职务。

选择拉贝作为保护对象的原因十分明了，他既是德国纳粹党的一分子，还担任着相应的职位，在战火连天的南京城里面，守城士兵所起到的保护作用，远远比不上拉贝本人的地位所带来的安全程度。

拉贝接受了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任命，他毫不犹豫地担当起这个角色，因为他意识到必须有人挺身而出，而他认为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担当主席一职，无需再有任何迟疑，我毕生最幸福的岁月都在此国度过，我的子孙都在这里出生，我的功业在此地得以成就，我始终受到中国人民的优待

三、拉贝与沦陷的南京

国际委员会成立后，拉贝等外国友人着手创建一个中立的安全区，以便在城区遭受空袭、炮击等威胁时，为难民开辟一处安全避难所。

安全区域边界向东延伸至中山路，向北抵达山西路，向西限定于西康路，向南则止于汉中路，中国政府立刻发表声明确认此片中立地带，然而日方对此立场却一直含糊其辞。

这个区域面积达3.86平方公里，虽然并非绝对安全，却还是保护了众多难民，使其得以幸存。

安全区域里一共分布着25个接收难民的地点，拉贝所住的小桃园十号就是这些地点中的一个。

拉贝先前在住宅院落里建造了坚固的避难工事，同时准备了食物、饮品、浸泡醋的纱布等必要物品。

他随后又寻获了一块长度达六米、宽度为三米的布料，并在其上绘制了纳粹组织的标志性徽章，即那个倒三角形的符号他清楚眼下，再没有比这个记号更有效的了，他必须让日本人的空中攻击队明白，这里属于德国势力范围。

大量灾民络绎不绝涌入防空设施以求安全，拉特恪守将妇女儿童放在首位的做法，他在笔记中写道，他期盼大家明白，面临灾难时，所有人皆具同等价值，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防空洞最安全的位置，拉贝始终都给孩子和妇女保留着。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被日军攻破，日军完全进入了该城，西方人拉贝之前从未料到会出现如此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拉贝的日记记载了13日的内容：清晨时分，他又一次被空袭声吵醒，内心感到十分沮丧，炸弹如同冰雹般再次坠落。

那天拉贝手持绘有安全区标志的旗子，同秘书史密斯一同前往与日军洽谈，最终获得的回应是：安全区域的入口由日军负责看守，区域内可以保留警察，但除了警棍，其他武器一律不得带入；安全区委员会能够支配一万担存粮，并且可以将安全区外的存粮调拨进来。

关于那些失去武装的中国军人是否能够依据国际法继续存活，日军方面没有给出任何回应。

南京城失守之后，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便拉开了残酷的篇章，日军在南京城之中横行无忌，烧杀抢夺，暴行持续不断，恶行多得难以尽述。

拉贝在后来写给德国驻华使馆的中写道：

日军攻占城市后，其管理机构便难以约束部队行动，士兵们在城区内横行霸道，持续劫掠长达数个星期，大约有两万名女性和少女遭受性暴力侵害，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也惨死其中……历史证实，日军缺乏诚信，所谓的安全地带也并非真正安全。

日军攻陷南京城之后，安全区不再安全，拉贝的住宅也遭遇严重威胁。

拉贝家中最多时容纳了六百多名难民，日军时常到他的住宅进行滋扰，他们假借搜查中国人的名目闯入安全区，拉贝只能守在门口，以威慑那些日本人。

拉贝在门上贴的日文告示，对那些日本士兵没用，他们多数还是翻墙进来。

12月18日，拉贝从睡梦中被楼下传来的呼救声惊醒，他明白日军再次进行搜查了。

他站在二楼顶楼朝外望，果然看见一些日本兵正试图翻越院墙，他立刻穿好衣服，快步跑下楼梯，朝日军大声呵斥：“快离开！”，同时伸手把一名正骑在墙头的日本兵推了下去。

此刻的日军相当恼怒，直接拿出了刺刀，对着拉贝逼近，另外几名日军则拔出了手枪，直接对准了拉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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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毫不犹豫地拿出了纳粹的标志物，那几个日本军士被吓了一跳，接着慌张地越过了墙，日军成员虚有其表的样貌被拉贝看穿。

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在城中无视国际公约且缺乏人性关怀的日军，却对德国纳粹党的标志展现了极大的所谓敬意。简直难以置信若干年后被全球当作邪恶象征的纳粹标志，就在当时却护佑了南京地区众多窘迫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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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利用其身为德国纳粹党员的身份，确保了安全区内粮食、燃料和药物能够持续运入，他还亲自捐出个人储蓄，筹集资金向军队购买高价军粮，以此保障难民们的最低生活所需。

南京城最后那段时间，拉贝每天睡眠很少，不到四个小时，他患糖尿病，频繁使用，几乎用尽了所有储存的胰岛素。

他在日记中写道：倘若神明执意要了结他的性命，那么必须先解救这收容所里苦苦求生的二十余万无幸民众。

他所在的区域面积不到四平方公里，却由他和一群外籍人士拯救了约二十五万中国同胞的生命，他们以具体行动守护了人类真正的准则和最终的体面。

四、人道主义光辉长存

1938年新春佳节，拉贝的“西门子收容所”里面，众多难民井然有序地列队，朝着拉贝深深鞠了三次躬，同时送给了他一块长三米、宽两米的红色绸缎，绸缎上用汉字绣着：“你是数十万人的救命恩人。”

身在难民中的一位学者又为拉贝详细翻译道：你心地十分仁慈，如同菩萨一般，愿天堂的明亮永远照耀着你，愿欢乐与幸福永远伴随你左右，愿神明永远庇护着你。

难民们的真切情感令拉贝深受触动，然而他内心却毫无喜悦，因为他清楚这些人在不久后将面临驱逐。

日军暴行遭到他强烈谴责，德国政府因此受到日军逼迫，针对拉贝展开质询，安全区的管理也遭到调整。

安全区随后宣告结束，该区域原先发挥的功用，在于南京沦陷后最为凶险的那段两个多月期间，曾经救助了约二十五万名避难者。

拉贝的家中就容纳了六百多名避难者，在拉贝的有效看护下，没有一位避难者遭受任何损害，拉贝对此感到些许宽慰。

1938年2月，德国政府将拉贝召回柏林进行质询。

二月份二十二日，拉贝离开了南京，回到国内后，他一直惦记着远东地区所发生的极其严重的暴行。

他回到国内，接着举办了五次讲座，同时把拍下的影像资料和写下的文字逐项呈现在德国民众眼前，目的在于吸引全球目光的关注。

他曾经盼望自己的国家领导人“希特勒”能够留意到日军犯下的恶行，并且加以阻止。

六月八日，他偷偷把整理好的二百六十页调查材料寄给了希特勒，希望得到帮助，里面还附有二十多张日军暴行的照片，每张照片都清楚记明了拍摄时刻、地点以及对象。

拉贝曾设想过调查报告会促使希特勒对日军暴行作出反应，然而他误判了纳粹党，也误判了希特勒，当时的德国与日本同流合污，根本不可能采取任何措施。

调查报告送达希特勒之后，他很快就被“盖世太保”（德国秘密警察）给抓了，理由十分明了，就是“损害盟友声誉”、“威胁国家安全”，而且拉贝的六本日记和配套照片全都被收走。

因为受到威胁必须对南京发生的事情守口如瓶，拉贝才最终被获释，1938年10月，拉贝请求拿回自己的日记和照片，虽然拿回了日记，但部分照片却被德国当局扣留，拉贝因此决定退出纳粹党，不过这个要求被否决了。

拉贝晚年过得相当不易，生活困顿又多病痛，当年拯救南京许多人的纳粹标志反而给他招致了祸患。

1943年11月，他的柏林寓所遭空袭化为废墟，1945年，苏军攻入柏林时，拉贝因被视作纳粹分子遭到拘捕和审讯，直到中方送去了大量证明他在南京事迹的书信与材料，1946年6月，他最终摆脱了纳粹的污名。

此时拉贝已是63岁高龄，贫困和疾病不断摧残着他，战后德国的境况十分困顿，拉贝全家六口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只能靠采集野菜和橡子磨成的糊糊充饥度日。

南京方面得知这一消息后，南京市民当即组织募捐了一亿元，经过民国政府，按照市价两千美元转汇德国援助拉贝。

彼时的柏林有钱也买不到食物，于是沈怡市长当时再次委托他人前往瑞士，购置了奶粉、香肠以及牛肉这类食品，随后将它们打包好，寄送给了拉贝，此外，按月给拉贝从南京寄送食品包裹一袋，使得拉贝的晚年得到了极大安慰。

在柏林危机事态发生后，拉贝所在的西柏林便与外界隔绝，1950年1月，拉贝因中风离世，此事鲜为人知，他的墓碑十分寒酸，碑文仅刻有姓名“一个好人，一个不屈的人，约翰·拉贝。”

拉贝的人生收场有些凄凉，不过他播撒下的跨国友谊和生命真谛却始终没有褪色，并且持续散发着影响。

2020年3月下旬，中国驻德大使馆接到海德堡来电，来电者是一位德国医生，他表示自己和家人疑似感染新冠病毒，并且出现了显著病症，但德国境内药物已购不到，故向中国求助。

是的，这位德国医学专家是拉贝的后代托马斯，他频繁穿梭于中国与德国之间，南京几乎如同他的家乡一般。

中国驻德大使吴恳接到通知后，马上和国内方面沟通了，接着马上联系了浙江的一家制药公司，这家公司一听说就立刻决定提供药品了。

南京当局迅速筹措了三万件防护面罩、六百二十份防疫药物以及二百套隔离装备，立刻借助空中运输运往汉堡，马上转交给海德堡当局和托马斯。

事后，托马斯激动地说明，非常感激中国民众在我们最为困顿的时刻伸出援手。

吴恳表示，虽然已经过去了八十年以上，但是中国和德国的朋友之间互相帮助、共同守护的友情还在继续不断。

现在南京，小桃园十号西门子难民收容所的遗址，已经改建为拉贝与国际安全区博物馆。

庭院里的日光，经由狭窄的通道，由一片片葱郁的枝叶过滤，最终映照在纪念堂中约翰·拉贝的塑像上，持续不断地向世人播撒着生存的亮光和美好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