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莫斯科的纠葛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至1942年5月27日），系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缔造者之一，亦为该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1929年，陈独秀在拜读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一系列作品后，内心深受触动。对于大革命遭受的失败，他深感自责，亦认为莫斯科亦有其责。他痛感莫斯科将共产党与国民党强行联姻，导致共产党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权利。更令他难以忍受的是，莫斯科非但未反思自身失误，反而将所有责任归咎于中国共产党人。自那以后，陈独秀开始在国内积极宣传托洛茨基的思想，并向中共中央递交信件，提出建议，进而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事件……

陈独秀树“反对派”旗帜

自收到中央于1929年10月6日发出的信函之后，陈独秀于10月10日回书作答。在信中，他言道：“自上月二十八日与共产国际代表及中央代表进行交谈以来，再加之目睹你们发布的若干涉及党内议题及政治理论问题的宣传资料，加之近期收悉贵方本月六日的来函，我已洞悉你们坚持并掩护错误政治路线的信念与决心已陷入不可逆转之境。鉴于对党、对革命的责任感，我不得不向你们发出这最后的警示。”

在信中，陈独秀剖析了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所犯错误之成因，指出这主要源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政策的误判。作为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人，他自然也需承担相应责任。正因如此，他对机会主义持坚决反对态度，并致力于进行纠正。

陈独秀随后继续批评道：自中共六大以来，中央在思想和政治层面依旧沉溺于旧有的机会主义倾向，且固执己见，不思悔改。如此一来，非但无法认识到过去的过失，也无法避免当前的错误，甚至在未来可能犯下更加严重的错误。面对如此重大的失误，中央却只是试图掩盖自己的过错，完全忽视了阶级革命的利益。他们极尽所能地运用中央的权威和组织纪律，来威慑和钳制任何同志表达不同观点的意愿和进行公开讨论的机会，对于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甚至采取取消职务、发出警告，乃至开除党籍的极端处分。

陈独秀坚定地表示：“你们无权以任何理由剥夺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同志的权益；至于我，唯有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追求，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无论面临何种挑战。我必须强调，党内涉及领导机关政治路线的根本错误问题，绝不能仅靠组织纪律来掩盖，正如列宁所言，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须以正确的政治领导为前提，否则将毫无意义。你们似乎忘记了这一点。若因无端开除同志而导致党分裂，责任应由你们承担！”

为迅速化解党内反对派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协助下，果断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力求一劳永逸地解决纷争。

10月21日，中共江苏省委正式颁布了《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人的决议》，以及《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该决议于10月25日在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的联席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彭述之等人始终认定共产国际的指令、党的六大决议，以及中央对当前革命根本策略的指导，均为“出卖阶级利益的”；他们赞同陈独秀信中的所有错误观点，并在党内大肆传播陈独秀的信件，同时积极开展小团体活动，试图分裂党。

《决议》明确指出：“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发起对党的攻击，如同敌人般向党发起了进攻，这种行为是列宁主义政党绝不能容忍的。鉴于此，省委同意区委的提议，决定开除他们四人党籍，并恳请中央开除陈独秀，以从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清除这种背离列宁主义原则的叛徒。”

紧随《决议》获批准的翌日，即10月26日，陈独秀与彭述之携手致信中共中央，再度发声，强调中央政策存有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倾向。他们批评中央所倡导的“将军阀战争转变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战争”以及“通过群众的革命暴动来终结军阀战争”等口号，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幻想。对于中央对托派小组织活动的警示及开除部分成员的决定，他们予以强烈指责，认为这是“滥用中央权威”，旨在压制党员对政治问题的公开讨论。他们指出，对于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党员，中央无端地加以阻挠，甚至不顾党的组织原则，未征求支部意见，便擅自开除与中央立场相悖的党员，这种做法旨在掩盖自身政治路线的彻底失败，并维护少数领导者的威信。

陈独秀与彭述之此刻已毫无顾忌，毫不犹豫地公开揭示他们的“反对派”立场，在信函中他们直言不讳地声称：

“你们称我们为反对派；确实，我们便是。此刻，我们的党派正亟需这样的反对派力量。然而，我们亟需勇敢地担当起对革命、对党的责任，坚决抵制机会主义、冒险主义以及那些以威吓和欺骗为手段的腐败官僚的领导行为。我们应当坚守革命、阶级和党的利益，而非个人私利，积极发表公正的言论和深刻的见解。如此，才能确保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得以延续，避免全党党员和无产阶级群众对党产生彻底的失望情绪。

陈独秀被除名。

中共中央与陈独秀之间的斗争，获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坚定支持。

身处远方的莫斯科，米夫再次向中共中央伸出了援手。11月6日，他在致远东局的信中写道：“根据我们收到的信息，托洛茨基分子在中国加强了其活动。针对此问题，我们恳请贵局提供更为详尽的报告，以便我们能在贵局与托洛茨基分子在思想和组织层面展开斗争时，为您提供必要的支援。”

位于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自然明了，米夫及其同仁对国内托派分子的动态以及陈独秀的行踪予以密切关注，这与其与联共（布）党内争斗的紧密联系密不可分。

遭逐出国的托洛茨基，于1929年2月12日抵达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并定居于普林斯波岛。在此地，他积极联络各国的托洛茨基派成员，密谋组建托派国际组织。同时，他创办了《反对派通报》，并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理论文章。针对联共（布）党内的权力斗争，他亦发表个人观点，对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联共（布）的内外政策发起批判。

“尽管托派力量薄弱，但若无陈独秀及机会主义者的支持，其尚无法在党内掀起波澜，亦无法全面展现其反党、反共青团的激进态度”。因此，他们强调：“当前党内的一大隐患，便是以陈独秀及机会主义者为代表的右倾危险”。

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出信函，明确指出“党必须坚决实行严厉的斗争，以抵制陈独秀所倡导的取消主义政治纲领”。“党必须严格整顿自身队伍，坚决清除隐藏其中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取消主义势力。”。

中共中央已作出决策，将全面对“机会主义——反对派”展开猛烈攻势。

11月1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发出一封公开信，对“机会主义——反对派”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明确指出他们的错误在于“公然干扰党与敌人斗争的进程，站在与共产国际、党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当前所秉持的正确路线截然对立的立场上，主动从事破坏党团结和分裂党的勾当”。中央强调，此类行为“纯属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对于那些仍然拒不接受警告、不改悔的同志，党必须坚决执行组织纪律的最高原则，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绝不允许有任何妥协。

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正式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同时同意江苏省委对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开除决定。

陈独秀等同志被逐出党的行列后，党内对他们的批判之声持续升温。此时，刚从莫斯科归来不久的王明，亦在激化矛盾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在莫斯科反托斗争的洗礼下，王明在对陈独秀的批判上展现出了非凡的功力。他直言不讳地指出：陈独秀公然抵制“拥护苏联”的口号，公然响应国家主义、改组派、第三党等“国民会议”的诉求，公然附和帝国主义及南京政府的谣言，公然支持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甚至进行分裂和破坏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小组织的行为。因此，陈独秀“沦为了无产阶级和整个中国革命的叛徒，沦为了一个仅起到反动作用的工具”！

陈独秀致全党同志信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之一，陈独秀在历经与党同舟共济的八年风雨之后，却不幸遭受开除的处分。不难想象，当陈独秀得知这一消息，其内心必然是波涛汹涌，情绪复杂至极。

自那时起，陈独秀着手撰写他的“宣言书”，意图将自大革命受挫以来所深刻反思的成果公之于众。他要向全体党员传达：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时期，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根源究竟何在，中央开除其党籍的论断显得多么荒谬，而当前中央的做法对党的事业造成了多么重大的不利影响。

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正式对外发布了他的《致全党同志公开信》。

陈独秀基于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深刻理解，在《告全党同志书》中对中央现行政策提出了诸多批评。针对革命的性质问题，他明确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已步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因此，他批评道：中央和共产国际将当前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在未来的革命道路上，反对触动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反对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这体现了对资产阶级的眷恋与幻想，明显是过去机会主义的延续，且更为深刻，必将导致未来革命更加耻辱、更加悲惨的失败。

陈独秀对于中央未能接纳他的见解深感不满，而更令他愤慨的是中央决定将他开除出党。他言道：“无论是国际还是中央，过去不自觉地犯下机会主义的错误导致革命失败，已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如今，反对派同志已明确指出这些错误，而中央却依然固执己见，不肯承认过往的错误。更甚者，他们不仅自觉延续错误路线，甚至为了掩饰少数人的失误，不惜舍弃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滥用上级权力，压制党内自我批评，并对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同志大量开除党籍。这种行为，不仅是罪上加罪，更是愚蠢至极，厚颜无耻。”他进而提出，任何具有责任感的同志“都应挺身而出，严厉进行党内自我批评，以挽救党的危机；若坐视党日渐衰败，却袖手旁观，沉默不言，这同样是一种罪过”。

《致全党同志书》系陈独秀对中央作出的开除其党籍决定的即时回应。显而易见，他的情绪反应极为激烈。

“八十一人意见书”

五日之后，陈独秀又推出了一篇经其修订并定稿的力作，该文亦以盛大的姿态与公众见面，即《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如果说，前一篇主要是陈独秀针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而作，其目的是为自己辩护，是被动应战；那么，这后一篇则主要是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而作，其目的是攻击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是主动宣战。

以陈独秀为领袖的中国托派成员，不仅在理论层面接纳了托洛茨基的思想，成为中共的反对派，更是在实际行动中模仿了托洛茨基及其同道的策略。往昔，托洛茨基派为与斯大林抗争，曾先后发布《十三人宣言》（1926年7月）、《八十四人宣言》（1927年5月）以及《十五人政纲》（1927年6月）。而今，陈独秀、彭述之等同志亦为了阐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发布了由八十一人共同签署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本《意见书》由五个章节构成：首先，探讨我国革命过往失利之根源——源于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其次，分析党的现状及其面临的危机——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官僚主义现象；接着，追溯国际机会主义的起源以及苏联面临的困境；第四章节，聚焦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最后，阐述我方立场及提出相应建议。

《意见书》的言辞尖锐，充斥着火药味。开篇便毫不犹豫地指向斯大林及其同僚，明确指出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共产国际以及联共（布）的领导机构陷入了机会主义的泥潭。这些错误的具体表现包括：

在政治领域，保守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取替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理念，苏联的官僚外交手法取代了各国革命的阶级斗争实践，与上层领导寻求妥协的策略取代了推动下层革命群众斗争的行动，孟什维克联合并拥护资产阶级的策略取代了布尔什维克独立领导农民革命的方针，机械的少数派阶段论取代了不断革命的理论。在组织结构上，官僚威权的形式主义取代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从而消弭了无产阶级战士政治自觉的积极活动。正是这一系列根本性的错误政治路线和组织方针，导致了1923年德国革命与保加利亚革命的失败，影响了英国革命工人运动的走向，使得英国的改良派在工人群众中的统治意外地稳固，并引发了苏俄的严重危机。而其中失败最为惨痛的，莫过于1925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

《意见书》明确指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长期处于共产国际错误指引的影响之下。起初，在机会主义的误导下，大革命事业遭受重创，导致失败；随后，又在盲动主义的错误指导下，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陷入困境；至六大之后，党陷入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交织的复杂指导之中，导致无法迈出前进的步伐。

“那些被开除的我们，并未认同开除的通告。我们仍旧自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然而，我们另辟蹊径，组建了一个新的组织，它并非第二个政党，而是党内的一个派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国共产党之创始人陈独秀站在我们这边。十月革命时期的杰出领袖托洛茨基，同样与我们同在。另一位伟大的领袖列宁，若他健在，无疑也会站在我们这边。””

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别自诩为无产阶级利益的捍卫者，被视为中共党内的一股势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与其他国家的托派组织类似，中国的托派自诞生之初便未赢得中国无产阶级的支持，其发展始终受限，注定只能成为一个小众团体；同时，中国共产党将其视为敌对势力，根本不承认其为党内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