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1941年的延安，中共中央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旨在统一思想、纠正错误。

这片红色根据地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肃杀，干部们日夜学习、检讨，试图在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在这场运动中，康生被推到了一个关键的位置。

经毛泽东提名，中央任命他为内战时期肃反工作总结委员会主任，同时担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这两个职务赋予了他极大的权力，让他得以直接参与对党内干部的审查与定性工作。

康生，这个名字在当时还带着几分信任的光环，但很快，他的真实面目便在权力之下暴露无遗。

整风运动期间，康生迅速展现出他擅长整人的一面。

他并非以事实为依据去审查干部，而是沿用过去紧跟王明时的那一套手段，对党内同志展开残酷斗争。

他主导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成为了一场灾难。

康生采用各种逼供的手段，从肉体到精神对被审查者施加摧残，逼迫他们承认莫须有的罪名。

许多干部在高压之下屈打成招，供词被康生当作铁证，用以定案并施加处分。

这一系列操作导致了大量冤案的产生，延安的干部人人自危，彼此之间充满了猜忌与恐惧。

康生的所作所为，让原本旨在团结的整风运动，变成了一场内部的清洗风暴。

毛泽东在了解到许多同志被冤枉、被屈打成招，甚至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大批干部遭到打击和陷害后，果断下令立即结束这场运动。

他对康生的看法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原本的信任被一层层质疑所取代。

康生的形象在毛泽东心中降低了不少，尽管他暂时未受到直接追究，但这场运动的恶果已然种下，他内心的不安也随之滋生。

然而，康生并未因此收敛，他只是暂时选择了蛰伏，等待下一次机会。

1945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大，康生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当选后没多久，他的党内职务变得不再重要，也不再受到重用。

他在中央没有实际的领导岗位，甚至连公开露面的机会都少之又少。

解放区的报纸上，几乎看不到他的名字。这其中的原因，部分源于斯大林对他的反感。

斯大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拥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看人极为精准。

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共产党表达了对康生的不满，认为此人不可靠。这种外部态度无疑对康生的地位造成了进一步的冲击。

1946年冬天，康生被中央先后派往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工作，主要任务是领导当地的土地改革。

尽管职务已有所降低，但只要手握权力，康生的本性便再次显露。

他推行极“左”的政策，强硬地执行土改措施，不仅未能赢得民心，反而让当地农民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

部分群众甚至因此与党产生了离心倾向，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极为重视。

在他看来，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共产党正是依靠群众打天下，任何伤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

于是，毛泽东下定决心，不再让康生担任重要职务，将其边缘化。

从1948年到1949年，中央未安排康生担任更重要的实际领导岗位。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山东省委书记，但康生对这一职位并不满意，常常以身体不佳为由拒绝上班，实际是在暗中观察局势，寻找重新崛起的时机。

1958年，当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时，康生敏锐地察觉到风向的变化。

看到毛泽东对这两项运动表现出的热情，他迅速跟上步伐，成为积极的拥护者之一。

然而，当毛泽东后来发现运动中存在诸多问题，开始纠“左”时，康生又立即转变态度，唱起了纠“左”的调子。

他的这种投机行为，充分暴露了他追逐权力的本质，也为他日后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埋下了伏笔。

02

1959年，庐山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这场原本旨在总结大跃进经验、纠正错误的会议，却在特定的政治氛围中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会议初期，讨论的重点是纠“左”，但很快，风向急转，转变为反“右”，成为党内权力斗争的战场。

在这一背景下，康生看到了重新崛起的绝佳机会。

他以批判彭德怀为突破口，展开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攻击，试图通过抹黑对手来重获中央的信任和政治资本。

会议期间，康生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他对彭德怀的批判毫不留情，言辞之恶毒令人侧目。

他公开指责彭德怀：

“你早就同党、同毛主席不是一条心了。你标榜自己是猛张飞式的人物，有勇无谋，心直口快，这是假象，是伪装的，是骗人的。你的真相是魏延式的人物，后脑勺儿上长着反骨，一有风吹草动，你就调转枪口，向党、向毛主席开火。你满身是旧军阀习气，你参加革命，是入股来了。你是不折不扣的野心家。”

这些话没有一丝事实依据，完全是颠倒黑白的污蔑，目的就是将彭德怀的名声彻底搞臭，从根本上毁掉这个人。

康生的发言如同利箭，直指彭德怀的核心，试图在政治上将其置于死地。

不仅如此，康生还将矛头指向了张闻天，编造出更为荒唐的罪名。

他指控张闻天“里通外国”，并凭空捏造了一个所谓的“郭肇唐事件”作为证据。

郭肇唐是中共早期党员，与张闻天早年相识，后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成为同窗。

学成后，张闻天回国，郭肇唐留在苏联，成为苏联公民。

20世纪30年代，苏联肃反扩大化，郭肇唐被送往西伯利亚服苦役十余年，直到斯大林逝世后才获释。

1957年，周恩来访问苏联时，郭肇唐提出回国探望的愿望，得到总理欢迎。

经正式邀请，郭肇唐在1957年和1958年两次来华，受到热情接待。

期间，他与包括张闻天在内的老朋友、老同学相聚，畅谈往事。

然而，康生却将这种正常的交往扭曲成“勾结苏修”的罪证。值得一提的是，郭肇唐与张闻天的初次会面还是康生牵的线。

郭肇唐来访时先拜访了康生，康生还送了他两只浙江金华火腿，并亲自带他去张闻天家中。

可到了庐山会议上，康生却反过来以此大做文章，将其变成攻击张闻天的工具。

康生的阴谋还不止于此。

康生还借彭德怀和张闻天在同一时期出使东欧、途经苏联的经历，捕风捉影地提出“里通外国”的指控，最终导致专案组成立，对二人进行审查。

为了给这场批判提供理论支持，康生呈送了一份《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问题》的语录，得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印发给与会人员，人手一份。

随后，他又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共产党员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是党的同路人》，为公开批判大造声势。

在会议的基调下，其他人也加入了批判的行列。

林彪在发言中称：

“他（彭德怀）野心极大，想大干一场，立下大功，成就大名，手握大权，身居高位，声名远扬，甚至死后还想流芳百世。他平日里十分嚣张，脑袋昂得高高的，一心想当英雄，总想成为那种大英雄。他参加革命，野心可不小。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可他却觉得自己也是。自古道，两雄不能并立，所以他就想反对毛主席。”

这些言论与康生的攻击遥相呼应，将彭德怀塑造成一个充满野心、意图挑战中央权威的形象。

这场会议从一开始的纠“左”目标，彻底转向了反“右”斗争。

康生的种种手段，不仅让彭德怀的政治地位摇摇欲坠，也让他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康生借此机会，成功地在毛泽东面前重新树立了自己的形象，回到北京后，他的政治地位稳步上升，为日后的进一步作为奠定了基础。

03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的政治命运急转直下，从一位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帅，沦为被批判和排挤的对象。

他的名誉被严重损害，精神上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而康生则凭借在会议上的恶意攻击，重新获得了中央的信任，政治地位逐步攀升。

他在权力道路上的短暂“胜利”，是以彭德怀的苦难为代价换来的。

然而，这只是更大风暴的前奏，随着“文革”的到来，彭德怀的处境变得更加悲惨，康生的迫害手段也愈发残酷。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政治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12月，在康生、江青和陈伯达的私自决定下，北航的红卫兵冲入彭德怀在成都的寓所，将他从睡梦中强行“揪”回北京接受批斗。

1967年7月19日，在专案组的要求下，彭德怀被送到北京航空学院，面对造反派的公开批判。

批斗现场气氛极为恶劣，造反派提出各种荒谬问题，如“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老实交代你在朝鲜害死毛岸英的罪行！”

彭德怀试图据理力争，但回应他的却是一顿暴打。

韩爱晶率先动手，当胸一拳打来，其他人随即一拥而上，桌椅被掀翻，彭德怀多次被打倒又被揪起，甚至被摁着头撞向墙壁，头部受伤流血，最终昏晕过去。

批斗会结束后，门口围堵的人群继续对他拳打脚踢。

北京卫戍区的监护日记记载，此次批斗导致彭德怀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经检查发现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折断。

康生在这一过程中并未收手，反而火上浇油。

7月18日，他在彭德怀专案组训话时大放厥词：“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他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上没有死，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这些话进一步煽动了造反派对彭德怀的迫害。

随后，《人民日报》选登《解放军报》的批判文章，公开点名彭德怀，将他的问题彻底公开化。

7月26日下午，北航红卫兵与地质学院红卫兵联合，在北航操场举行了一场约10万人参加的批彭大会，张闻天等人也被拉来陪斗。

周恩来曾指示卫戍区解放军战士保护彭德怀，但红卫兵根本不予理睬，批斗依旧残酷进行。

彭德怀在漫长的折磨中身心俱疲，但他始终没有低头，保持着内心的坚韧。

与此同时，康生在政治舞台上继续扩张势力。

他与“四人帮”勾结，不仅对彭德怀变本加厉地迫害，还将矛头指向其他老干部。

他的权力欲望在“文革”中得到充分释放，短暂地达到了顶峰。

然而，这种“胜利”建立在无数人的苦难之上，注定无法长久。

彭德怀的苦难并未因批斗的结束而停止。他被长期监禁，身体和精神状态每况愈下。

1974年4月18日，他因病住进301医院，八、九月间病情恶化，最终在11月29日含冤病逝。

这位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立下不朽功勋的元帅，以如此悲怆的方式结束了一生。他的逝去，标志着个人悲剧的终结，但也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04

彭德怀的逝去并未让康生停止追逐权力的脚步。在“文革”中，他与林彪、“四人帮”沆瀣一气，继续罗织罪名，陷害更多老干部，手中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

康生的政治地位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他甚至爬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然而，权力带来的短暂辉煌背后，是他无法逃避的历史罪责。

随着时间的推移，康生的身体和政治命运都开始走向衰落，最终迎来了属于他的清算。

1975年1月，康生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这一次，他不再是像建国初期那样装病，而是真正的病入膏肓。

尽管身体困在家中休养，他的思绪却从未离开权力斗争的中心。他密切关注中央高层的动向，试图在最后时刻为自己谋求一线生机。

同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批判了“四人帮”，并明确提出对“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

康生在家中仔细研读了毛泽东的讲话记录，敏锐地察觉到“四人帮”已失去信任，未来的斗争中他们必将垮台。

作为与“四人帮”共同制造无数冤案的人，康生迅速转变态度，开始说起“四人帮”的“坏话”。

他通过秘书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传话，称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问题，姚文元是叛徒姚蓬子的儿子，政治上不可靠，而对王洪文，他虽找不出具体问题，但也表示对其做派不满。

这种见风使舵的举动，充分暴露了他试图自保的意图。

然而，康生的这些伎俩并未能改变他的命运。

1975年12月16日，他在病榻上悄然离世，结束了一生。

他的骨灰被安置在八宝山骨灰堂，与革命功臣们并列。

然而，这一安排激起了无数老干部家属的愤怒。

他们亲眼见证或亲身经历了康生制造的迫害，亲人因他而含冤受难，甚至失去生命。看到这个阴谋家的骨灰与革命先烈放在一起，他们心中的怒火再也无法压抑。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这种愤怒彻底爆发。

来到骨灰堂扫墓的老干部家属们，用硬币和指甲在康生的骨灰罩上划出一个个叉，露出白色的木头本色，以发泄心中的怨恨。

工作人员在清扫时发现这一情况，立即上报公墓领导，但由于未得到中央明确答复，骨灰暂时维持原状。

愤怒并未因此平息。

许多老干部家属找到骨灰堂和公墓负责人，强烈反对将康生的骨灰存放在此地，抗议声此起彼伏。

八宝山公墓无权擅自迁出骨灰，只能逐级上报，反映群众的呼声。

最终，在1980年，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中央组织部随后正式下令，将康生与谢富治的骨灰迁出八宝山骨灰堂。

这一决定得到了广泛支持，老干部家属们得知消息后，无不拍手称快，认为这是对逝去亲人的一种告慰。

八宝山作为安葬革命先烈和功勋人物的圣地，终于不再被阴谋家的存在所玷污，恢复了应有的庄严与肃穆。

参考资料：

《共产国际解密档案：康生在延安》《文史精华》2013年第9期

《草菅人命的“迫害狂”》阎明复

《康生抖落江青、张春桥的老底》——中国民政

《康生其人》——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