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三大战役刚打完，老蒋的主力部队基本被清零了。

他手里捏着地图，还琢磨着靠长江天险，搞个“划江而治”的美梦。

可他压根没算到，他亲手提拔、倚重多年的几个封疆大吏，正准备在背后联手送他一份“大礼”。

这五个人，个个都是手握重兵的“省主席”。

他们的选择，直接把老蒋在大陆的最后一点念想，给彻底掐断了。

01

这事儿吧，得从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放说起。傅作义在北平城里最终做出了选择，整个华北的大局，基本上就这么定了下来。

可傅作义的势力版图里，还留着一个不小“尾巴”，那就是绥远省。

那会儿守在绥远的是谁呢？董其武。

董其武这个人，是傅作义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悍将，是傅作义集团里头响当当的核心人物。他当时的头衔，说出来也是一长串：国民党绥远省主席、保安司令，还挂着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的职。

傅作义在北平通电了，董其武在归绥（也就是呼和浩特）可就坐蜡了。

他那位置，简直就是个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东边，解放军的大部队已经推过来了，兵锋正盛；西边，是宁夏的马鸿逵，那个马家军的头头，早就对绥远这块地盘垂涎三尺，天天嚷嚷着要“帮”董其武，实际上就是想趁火打劫，一口把他吞了。

南边还有个阎锡山，也是自顾不暇。

南京那边也没闲着，老蒋的飞机三天两头飞到归绥上空撒传单，骂傅作义是“叛徒”，同时给董其武封官许愿，什么高官厚禄都许诺了，核心意思就一个：赶紧带着部队往西撤，跟马鸿逵合兵一处，继续顽抗。

董其武那阵子估计觉都睡不好。

一方面，他是傅作义提拔的，知遇之恩摆在那，感情上他肯定倾向傅作义。另一方面，手底下好几万弟兄要吃饭，绥远那地方本来就穷，补给快断了。

更要命的是，马鸿逵的部队已经开始往绥远边境“蹭”了，摆明了不怀好意。

投靠马鸿逵？那不就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嘛。董其武心里跟明镜似的。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傅作义出手了。他办完北平的事儿，立马搭乘飞机，秘密飞到了绥远，亲自去找董其武。

这俩人关起门来，估计是把所有能说的话都摊开了。傅作义把他跟解放军谈判的底细，原原本本都告诉了董其武，把眼前的局势掰开了、揉碎了分析：

第一，打，肯定是打不过了，精锐都没了，拿什么打。

第二，降，要是稀里糊涂地降了，手下这几万弟兄，会不会被清算，前途怎么样，都是未知数。

第三，撤，往西边撤，那就是把自己的家底全送给马鸿逵当炮灰。

聊到最后，路其实只剩下一条：学北平的样子，走和平起义的道。

董其武这个人，在抗日战场上也是条汉子，打过不少硬仗。他从骨子里也不想把枪口对准自己人，更不想让跟他出生入死的几万绥远子弟，白白死在这场没啥盼头的内战里。

傅作义这番话，算是把他的心结给彻底解开了。

但起义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底下几万张嘴，还有各种中高层军官的想法，都得摆平。

接下来的几个月，董其武一面跟南京虚与委蛇，要钱要粮，稳住马鸿逵；一面派出了心腹，悄悄地跟解放军方面开始了接触。

这个过程也是一波三折，中间马鸿逵的部队还真的动手了，跟董其武的部队发生了好几次武装摩擦，局势一度很紧张。

董其武顶住了压力，他手底下还有一批将领，比如孙兰峰，态度也很关键。董其武挨个去做工作，把利害关系讲清楚。

同时，绥远内部的地下党组织，还有一些进步人士，也在积极活动，为和平解放做群众工作。

就这么一直磨合、谈判，到了1949年的9月19日，所有条件终于谈妥了。

董其武领着绥远省的军政大员和所属部队，总共6万多人，正式向全国发出了通电，宣布起义。这就是“九一九起义”。

绥远，和平解放。

董其武这一步棋，走得太关键了。傅作义一走，董其武夹在中间，东边是雄兵，西边是饿狼，这地儿，咋守？他这一起义，不止是保全了几万将士和绥远百姓。

从大局上看，他把绥远这扇“大门”打开了，堵在绥远东边的解放军第18兵团和第19兵团，这两个主力兵团，一下子就“解放”了出来。

这两个兵团掉转马头，立刻向西，朝着宁夏和甘肃方向，风驰电掣般地开了过去。

兰州、银川、乃至更远的新疆，解放的进程，一下子就提速了。董其武这一下，直接撬动了整个大西北的局势。

02

董其武在北边做出了选择，视线拉到南边，在湖南长沙，一场更惊心动魄的“倒戈”大戏，也正酝酿到了最高潮。

这场戏的主角，是程潜。

说起程潜这个名字，那在国民党里的“资历”，简直深到吓人。

他是同盟会的老人，孙中山闹革命的时候，他就跟着干了，黄兴、宋教仁那些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当上陆军一级上将的时候，老蒋在他面前都得恭恭敬敬地喊一声“颂公”（程潜的字）。

那会儿国民党在大陆，除了老蒋自己那个独一份的“特级上将”，正儿八经授衔的陆军一级上将，活着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总共就那么12个。程潜，就是其中之一。

这么一个元老级的人物，怎么会被派到湖南当省主席呢？

说白了，就是老蒋不信任他。程潜跟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走得近，老蒋一直防着他。把他放到湖南，兼着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名义上是让他“坐镇中南”，实际上就是把他这个元老“供”起来，不让他掺和核心军权。

可老蒋没算到，程潜心里那杆秤，早就歪了。

他亲眼看着国民党从根子上一点点烂掉，贪腐横行，民不聊生，他对老蒋的那套，早就彻底失望了。他这个同盟会元老，还保留着当年的一点理想，他不想看着湖南的父老乡亲，跟着这个破船一起沉下去。

私底下，程潜早就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跟咱们的人搭上了线，准备在关键时刻，给老蒋来个釜底抽薪。

但程潜有个天大的难处。

他虽然地位高、名望重，但在长沙，他手里的“枪杆子”并不硬。长沙的城防和主力兵团，攥在另一个人手里——陈明仁。

陈明仁，黄埔一期毕业，是老蒋的“天子门生”，正儿八经的嫡系。

这个人打仗是出了名的“猛”，当年在东北四平街，硬是顶住了林彪的猛攻，守住了城，打出了威风，是国民党军队里少数几个真正能打的战将。

老蒋把陈明仁派到长沙，当警备司令，兼着兵团司令，意思很明白，就是用这个嫡系，来看住程潜这个“元老”。

所以，程潜要想和平解放长沙，绕不过陈明仁这座山。

更麻烦的是，当时“小诸葛”白崇禧也在湖南，他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就在衡阳，桂系的几十万大军就在边上虎视眈眈，白崇禧的眼睛，天天就盯着长沙，盯着程潜和陈明仁。

局势那叫一个错综复杂。

程潜顶着天大的压力，开始了他的“策反”计划。

他一方面，得稳住白崇禧，天天跟他打太极，表示自己一定“共存亡”。

另一方面，他得想办法撬动陈明仁。

这个陈明仁，虽然是嫡系，但他心里也憋着一股火。为啥呢？

就是因为四平那件事。他打了那么大的胜仗，结果呢？就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据说是用了黄金给士兵发奖励），被杜聿明打了小报告，老蒋二话不说，直接把他给撤了职，晾了很久。

陈明仁那叫一个心寒啊。我给你卖命，打得尸山血海，回来你就这么对我？

程潜就抓住了陈明仁这个“怨气”。他派自己的心腹，轮番去找陈明仁谈心，跟他讲明利害：

第一，眼前的局势，解放军渡江了，南京都丢了，你还给谁卖命？

第二，白崇禧也不是好东西，他就是想把你的部队拉出去当炮灰，保全他桂系的本钱。

第三，你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咱们忍心看着长沙城被打成一片焦土，让三湘父老流离失所吗？

这一番话，算是说到了陈明仁的心坎里。

程潜这个一级上将，名头响，兵权却在别人手里，老蒋用人，就是这么个“制衡”的道道。可他没想到，这俩人最后会凑到一块。

1949年8月初，白崇禧那边嗅到味儿了，感觉长沙不对劲，他立马下令，要陈明仁把部队拉出长沙，调到衡阳去。

这是赤裸裸的“调虎离山”啊。

程潜和陈明仁知道，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俩人都得玩完。

1949年8月4日，程潜和陈明仁领衔，带着37名湖南的军政要员，联名向全国发出了起义通电。

第二天，唐生智等104个湖南各界的名流，也发通电响应。

长沙，和平解放。

白崇禧在衡阳气得直跳脚，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眼皮子底下，被程潜和陈明仁玩了这么一出。他立刻调动桂系主力，猛扑长沙。

陈明仁也不是吃素的，他指挥着刚起义的部队，在长沙城外跟桂系打了一场硬仗，硬是把白崇禧给顶了回去。

这一仗，也算是给解放军主力南下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程潜和陈明仁这波操作，直接把中南地区的大门给敞开了。

03

目光从华中再往西，拉到最远最远的大西北，新疆。

在那个年代，新疆给人的感觉就是“遥远”，离中原十万八千里。守在那里的封疆大吏，是陶峙岳。

陶峙岳也是湖南人，宁乡的，跟程潜是老乡。他也是北伐出身，一步步从湘军体系里爬上来的，当上了国民党的新疆省主席，兼西北行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新疆那地方，天高皇帝远，局势比湖南还复杂，各方势力犬牙交错。

陶峙岳这个人，跟前面那几位又有点不一样。他这个人，怎么说呢，比较开明，或者说，他看问题看得比较远。他跟共产党人也有过接触，不是那种一根筋的“死硬派”。

早在张治中在新疆主政的时候，陶峙岳就跟着干了一件“出格”的大事。

那会儿，盛世才在新疆关了一大批咱们的党员和进步人士，里头有不少是重要人物。张治中顶着压力，决定把这批人放了。

陶峙岳就是具体的执行人之一。

他不仅是把人从牢里放出来那么简单，他还亲自调配了军车和一支警卫部队，把这100多号人，一路护送，穿过大漠戈壁，安全送到了延安。

这批人里头，就有方志敏的妻子。

你想想，在那个“清党”、“反共”的年代，干这种事，是要掉脑袋的。这说明陶峙岳这个人，心里是有杆秤的，他给自己留了后路。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三大战役打完，老蒋的电报跟雪片儿一样飞到迪化（乌鲁木齐）。

核心内容就一个：赶紧抽调新疆的精锐部队，入关作战！

陶峙岳玩起了“拖字诀”。

今天说粮草不够，部队开拔不了；明天说天气太冷，马匹冻死了；后天又说，新疆内部不稳，主力不能动。

反正就是一句话：要兵没有，要命一条。

他心里明镜儿似的，新疆的部队要是拉到关内去打内…战，那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纯纯的炮灰。而且，新疆的子弟也不愿意去中原打自己人。

老蒋让他出兵，他就玩拖字诀，新疆这么大，拖个一年半载，关内的天都变了。

就这么一直拖，拖到了1949年的9月。

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彭德怀指挥的第一野战军，在兰州战役里，把马步芳的精锐打了个精光，解放了兰州和西宁。马家军彻底垮了。

这一下，新疆的门户大开了。

新疆内部的国民党强硬派，一下子就慌了。里头有个骑兵司令叫马呈祥，是马步芳的亲戚，还有个师长叫叶成，这几个人跳得最凶，天天嚷嚷着要“血战到底”，“跟新疆共存亡”。

陶峙岳知道，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新疆非得打烂了不可。

他跟当时的新疆警备总司令包尔汉（维吾尔族，也是一位爱国人士）秘密商量。两人一拍即合：打，没出路；降，又太难看。只有“起义”，才是唯一的出路。

陶峙岳迅速行动，一方面稳住马呈祥那些人，一方面抓紧了跟解放军方面的谈判。

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联合包尔汉，率领着驻新疆的10万国民党大军，正式通电起义。

新疆，和平解放。

那些天天叫嚣着要“血战到底”的马呈祥、叶成，一看大势已去，连招呼都没打，直接跑到机场，坐上飞机就灰溜溜地跑了，跑到了印度。

陶峙岳这一招，保全了10万将士的性命，也让新疆这片占了六分之一国土面积的宝地，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里，没让战火烧到天山南北。

04

如果说前面这三位省主席的起义，是看清了形势，顺水推舟。

那么，最后这两位，一南一北，在祖国的大西南，他们的“倒戈”，就更带劲了。这俩人，不光是看清了形势，他们心里还憋着一股“怨气”，就等着这一天，连本带利地还给老蒋。

更巧的是，这俩人，是在同一天，1949年12月9日，同时宣布起义的。

咱们先说云南的，卢汉。

卢汉，云南昭通人，滇军的老将，从云南陆军讲武堂出来的。他是“云南王”龙云的头号心腹，俩人还是表兄弟，那关系是铁得不能再铁了。

要说卢汉为什么反蒋，这事儿必须倒回到1945年，抗日战争刚胜利那会儿。

那年头，卢汉正风光呢。他作为国民党第1集团军的总司令，被派去越南，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这在当时是天大的面子，代表中国去受降啊。

可卢汉前脚刚踏进河内，老蒋后脚就在昆明动手了。

1945年10月，老蒋密令杜聿明，调动中央军的精锐，突然袭击了龙云在昆明五华山的老巢。

龙云在云南经营了18年，抗战时出人出钱，功劳巨大。结果，就这么被老蒋给软禁了。

这就是“五华山事变”，也叫“倒龙事件”。

这事儿干得太不地道，纯属背后捅刀子。

卢汉在越南知道消息后，气得暴跳如雷，当场就要带着部队打回云南。可他的精锐全在国外，远水解不了近渴。

老蒋这边，玩了一手“胡萝卜加大棒”。他把龙云免了职，押到南京。然后，下了一道命令，任命卢汉当新的云南省主席。

老蒋以为，我把你表哥干掉了，再把他的位子给你，你卢汉不得对我感恩戴德？

他太小看卢汉了。

老蒋让卢汉当省主席，以为是恩赐，没想到是递了把刀，卢汉等了四年，就等这一天捅回去。

卢汉接下了这个省主席的位子。他回到昆明，表面上对南京毕恭毕敬，要钱给钱，要粮给粮，成了一个“模范省主席”。

可他背地里，一天都没闲着。他一直在悄悄地积蓄力量，保护龙云的旧部，暗中跟咱们的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

他就像一条潜伏的鳄鱼，在水下静静地等着。

他等了整整四年。

1949年底，机会终于来了。刘邓大军解放了贵阳，兵锋直指云南。老蒋在大陆已经没地方待了，他看中了云南，想把这里当成“最后的大陆基地”。

老蒋慌了神，派出了他最信任的几个人，包括行政院院长张群，还有手握重兵的第8军军长李弥、第26军军长余程万，全都飞到了昆明。

连他的儿子蒋经国，那段时间也在昆明进进出出，布置“防务”。

卢汉表面上那叫一个热情，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天天陪着张群这些人开会、吃饭，满口答应，一定“坚守到底”。

1949年12月9日。卢汉看人到齐了，火候也到了。

他给张群、李弥、余程万等所有在昆明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发了请帖，说是有“紧急军务”，请大家到他五华山的省政府大院开会。

这些人毫无防备，乐呵呵地就来了。

人刚进会议室，门一关，卢汉当场翻脸。院子里的警卫，全都换成了他最心腹的部队。

张群、李弥这帮人，一个没跑掉，全被卢汉给扣了。

蒋经国因为提前一天接到了密报，溜得快，才躲过了这一劫。

扣了人质，卢汉立刻通电全国，宣布起义！

云南，和平解放。老蒋想把云南当“反攻基地”的美梦，被卢汉这一手，砸了个粉碎。1945年他怎么对龙云的，1949年卢汉就加倍还了回来。

在卢汉动手的同时，四川的刘文辉，也动手了。

刘文辉，四川大邑人。他的身份更特殊，他是四川大军阀刘湘的亲叔叔。

这叔侄俩，当年为了争夺“四川王”的宝座，打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二刘之战”。

结果是，叔叔刘文辉打输了，被侄子刘湘赶出了成都平原，只能带着自己的残部，退守到了又穷又偏远的西康省（那会儿还是特区）。

刘湘虽然赢了，但也没把叔叔赶尽杀绝。

老蒋呢，最喜欢玩“制衡”。他一看，这叔侄俩有矛盾，正好。于是，他顺水推舟，正式任命刘文辉当了“西康省主席”。

刘文辉就这么当上了“西康王”。

他心里那个恨啊。他恨侄子刘湘抢了他的地盘，但他更恨在背后操纵这一切、让他们叔侄相斗的老蒋。

所以，刘文辉跟咱们的接触，可能比前面四个都要早。

早在红军长征路过西康的时候，刘文辉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私底下提供了不少方便，算是结下了善缘。

他就这么在西康“蛰伏”了十几年。表面上不争不抢，埋头发“康定情歌”那片地方的经济，实际上，他一直在观察局势，给自己找一条真正的出路。

到了1949年12月，刘邓大军已经解放了重庆，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四川盆地。

老蒋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地盘，眼看也要没了。

刘文辉知道，最后摊牌的时刻到了。

他没有丝毫犹豫。他联系了另外两个在四川举足轻重的老军阀——邓锡侯和潘文华。

这几个人，都是川军的“老资格”，跟老蒋的中央军，那是貌合神离，矛盾深重。

1949年12月9日，就在卢汉扣押张群的那一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人，联名通电起义。

他们这一起义，老蒋在四川布下的整个防御体系，瞬间土崩瓦解。

刘文辉把老蒋想用来当最后老巢的西康省，也完完整整地交了出来。

卢汉和刘文辉的“同日倒戈”，等于是把老蒋从大陆逃跑的最后两扇门，都给焊死了。

05

这五位，董其武、程潜、陶峙岳、卢汉、刘文辉。

他们都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十字路口，做出了一个相同的选择。这个选择，让绥远、湖南、新疆、云南、西康这五大省份，还有四川的大片地区，免于了战火的涂炭。

这背后，是几千万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得以保全。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站到了人民的一边，也为自己赢下了一个光明的未来。

这五个人，在新中国成立后，都得到了极高的礼遇和信任。

先说那两位带兵的将军。

董其武，起义后历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解放军第23兵团司令员。他还率领这支起义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这份信任，分量有多重？1955年，董其武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陶峙岳，同样被授予上将军衔。他被任命为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更重要的是，他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任司令员。这不是个虚职，这是把建设新疆的重担，交到了他的手上。陶峙岳在新疆一干就是几十年，为新疆的屯垦戍边，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老人家活到了97岁。

再说那三位“文官”省主席。

程潜，以他的元老资历，历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直被尊为“国老”，享受着极高的政治待遇，1968年以87岁高龄在北京病逝。

卢汉，起义后继续担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后来也担任了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刘文辉，同样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来还从地方走到了中央，担任了国家林业部部长。

这五个人，都活到了七八十岁，甚至九十多岁，个个都得以善终。

他们用自己的下半生，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国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尤其是董其武和陶峙岳，当他们穿上那身崭新的解放军将官服，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那比任何的评价，都来得更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