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特殊的“红二代”。

“4821”留苏经历

王宜秋

他们，是一群独具特色的红二代，他们的身影贯穿于4821留苏计划的前前后后。,

目 录

集结于哈尔滨伊万诺沃至莫斯科为祖国发奋学习党支部和学生会栋梁之材

摘要：他们，均为革命先烈的子女与党的资深领导干部的血脉所延续。在苏联的学府里，他们接受了高等教育，主攻经济与工业领域。学成归来，他们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这21位英才无一幸免，均遭受了审查，并背负上了“反革命”的罪名。苏修特务案4821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们不同程度地遭受了磨难。“文化大革命”落幕之后，“4821苏修特务案”得以彻底昭雪。悬在他们头顶的“苏修特务”恶名得以洗清，而“4821”这一称呼却在一部分人群中流传下来，成为他们独特的代称，甚至有时他们也会自称为“4821”。

叶挺烈士的长子叶正大、次子叶正明，叶剑英将军之女叶楚梅，李硕勋烈士之子李鹏，王稼祥同志的义子朱忠洪，任铭鼎之女任岳，任卓明之子任湘，高岗之外甥江明，刘伯坚烈士之子刘虎生，杨棋烈士之子杨廷藩，肖劲光之子肖永定，邹韬奋之子邹家华，张宗逊之侄张代侠，张浩之子林汉雄，罗亦农之子罗西北，罗炳辉之女罗镇涛，项英之女项苏云，贺晋年之子贺毅，高岗之子高毅，崔田夫之子崔军，谢子长之子谢绍明。

集结于哈尔滨

1945年，随着“8·15”抗战的胜利，国共两党蓄势待发，准备进行最终的较量。此时，延安与重庆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中国的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彼时人口逾三千余万，资源丰饶，重工业尤为兴盛，加之毗邻苏联，其战略位置尤为关键。

在中共七大之际，毛泽东曾指出：从党的视角，以及展望中国革命即将到来的未来，东北地区的地位尤为关键。即便我们失去所有现有的根据地，只要我们掌控了东北，中国革命便拥有了坚实的根基。

与此同时，蒋介石向其部属阐述道：东北并非国民革命的发源地，实则乃其最终的归宿。他期望在即将到来的胜利时刻，众位能够加倍奋发，加倍努力，以期圆满完成这一伟大事业，最终成就辉煌。

国民党政府通过《中苏友好条约》成功获得接纳东北的合法地位后，即刻着手调集兵力支援东北。

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北进发展，南守防御”的战略指导方针，并着重强调了“构建稳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性。毛泽东分析认为，鉴于中苏之间的条约限制，苏联无法直接对中共提供援助。因此，派遣干部北上已定，其中蕴藏着诸多可深入探讨的机遇。

1945年9月，东北局正式成立，彭真、林彪、高岗、罗荣桓、陈云、李富春、王稼祥、张闻天、林枫、蔡畅等众多杰出领导人相继担任要职；11月，11万部队从山东、苏北地区调集，与东北抗日联军实现合编，共同组建新的战斗力量。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与此同时，选拔了二万名干部赴东北从事工作，以此加强党在该地区的力量。

在“4821”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众多人士汇聚至哈尔滨。

谢绍明

谢绍明，谢子长烈士的嗣子，于1924年在陕西安定（现今的子长县）诞生。自红军时代起便投身革命事业，年仅15岁便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4821”名单中，他的年龄属较年长之列，且资历最为深厚。谢绍明曾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随着抗战的胜利，他被选派为东北干部团的一员，从延安赴赤峰市履职。不久之后，东北局决定将他送往苏联深造。

谢绍明回忆称：

身为延安成立的首批干部团成员之一，我于1945年9月2日踏上前往东北的征程。与我同行的，还有林汉南（林汉雄的胞兄）以及江明。干部团成员众多，阵容庞大，我们的政委是张秀山，而副政委则由林枫担任。我们得到了黄永胜麾下一个旅队的护送。

彼时，太原铁路被阎锡山所掌控，直至抵达张家口之前，我们只能依靠双腿徒步前行，夜间巧妙地穿越封锁线。抵达张家口后，我们有幸与聂荣臻同志相遇，在他的精心安排下，我们终于得以乘坐运送煤炭的敞篷货车。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铁路与火车，因此特意趴在地下，仔细触摸了铁轨。在离开张家口之际，聂荣臻同志慷慨地为我们每人赠送了一双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翻毛皮靴。我们沿着正太铁路抵达沙河，随后乘坐火车，夜间则穿过康庄抵达北平。在冀东地区，日本侵略者实施了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对当地百姓实行了残酷的统治。三光政策此后，广袤的土地沦为连片的“荒芜之地”，我们所在的村落里，昔日居民已被斩尽杀绝。沿着密云、黑山口一路向北，直至古北口，苏联红军的身影便跃然眼前。

彼时，我们的身份尚不能公之于众。我们在古北口逗留了两晚，随后搭乘闷罐车前往承德。彼处已沦为苏联红军的占领区域。

抵达热河之际，正值十月底。接获上级发来的电报，指示我们在热河保留一部分干部。干部团分为四个大队，每大队下辖四个中队。经决定，所有大队的第一中队均需留下，其余成员则继续前行。身为第一中队的成员，我也随之留下，并被派遣至赤峰市，担任一区的区委书记，直至1948年春天。不久后，东北局传来通知，要求我前往哈尔滨报到，准备前往苏联深造。江明亦留在了赤峰，担任某区的助理，之后转至县政府负责公安工作。早在1946年，江明便已抵达哈尔滨，并在东北局的土改团任职。

“自1948年五一节之后，我自赤峰启程，抵达哈尔滨，此时此地已聚集了一批同仁。李鹏在油脂厂担任协理员一职，而叶正大、叶正明、叶楚梅则于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潜心研习俄语，高毅与罗西北则于哈工大深造。我并未立即投身于俄语学习，缘于王稼祥同志听闻我从热河前来，遂多次与我探讨热河地区接收后的状况。我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协助他整理出一套较为详尽的资料。那时，我们同住东北局招待所，他们专注于学业，我则投身于工作。李鹏亦尚未离开其工作岗位。直至八月，方开始办理相关手续。”

罗西北

罗西北，系罗亦农烈士的嗣子。因其精通俄文与中文，故被委以“4821”队的领队重任。在21名队员中，他的经历显得尤为独特。1938年，他从四川踏上征程，抵达延安后，先后就读于鲁迅小学（保小）、边区中学及延安自然科学院。1941年初，他远赴苏联，进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不仅生活其中，更在学术上不断精进，后考入伊万诺沃电机工程学校深造。1945年8月初，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望，他被苏联安全部选中，派往齐齐哈尔从事情报工作。同年11月，罗西北抵达哈尔滨，向东北局报到，并重返哈工大继续学业。

谈及“4821”赴苏联深造的筹备过程及其实际经历，罗西北如此回忆道：

约在1948年春节过后，时任东北局俄文翻译、肩负东北局与苏联联络重任的卢竟如同志向我透露了一则消息：东北局计划派遣一批同志赴苏联深造。当时，我与高岗之子高毅一同寄居在卢同志的宅邸，那处住所位于哈工大附近的一座机关大院之内。高毅于1939年赴苏联，与我同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同学，他在1947年回到了祖国。当这一决定尘埃落定，我和高毅便离开了卢家，迁至哈尔滨南岗的东北局招待所。此时，来自张家口的延安同志们已在此地集结，其中包括谢绍明、江明、张代侠、林汉雄、贺毅、崔军、杨廷藩等。

东北局对此次选派留学的个人设定了严格的标准，规定必须是军级及以上级别的烈士或干部的后代。

我们齐聚东北局招待所，静候两则重要消息的到来。一方面，我们期待着中央的批准，而此时中央机关已迁至西柏坡，我们已向其发出电报。另一方面，我们还需与苏方完成相关手续，这一任务主要由卢竟同负责，他正与驻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进行接洽。我们办理的是哈尔滨市的护照。尽管此事已获得苏共中央的批准，但负责接待的单位却是苏联红十字协会。

“直至启程之际，我们21人方才齐聚一堂。东北局在南岗俱乐部为我们举行了告别仪式，高岗、李富春、林彪等领导均莅临现场。东北局领导勉励我们学习经济与工业知识，以期归国后投身建设事业，并严格规定，在学业完成前不得涉足恋爱。我们的学习生活状况直接向东北局汇报，所有事务均需与东北局保持紧密联系。”

东北局领导特地为我们安排了一场盛大的饯行宴席。来自延安的同志们生平首次领略了如此丰盛的佳肴，尽享口福，其中不乏有人畅饮至醉。

延安保小

罗西北所提及的贺毅、崔军、张代侠、杨廷藩等同仁，均系1945年自延安迁至。自幼时起，他们便与21位同窗在延安共度时光，直至中学时期方才各奔前程。贺毅曾在自然科学院深造，然而他心中始终怀揣着从军的梦想，遂投身于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所举办的军官培养参训队。崔军、张代侠、杨廷藩亦为该参训队的成员。1945年10月，他们完成参训队学业之际，恰逢国共双方就裁军达成协议。因一时无法如愿参军，贺毅陷入迷茫，遂与几位同窗商议，寻求父亲指点。

贺毅之父贺晋年红军时期便成名。27军军长贺晋年与贺龙毗邻而居，两座窑洞仅一墙之隔。当贺毅等人围绕贺晋年热议时，贺龙加入讨论。他指出，当前正值老兵裁减，新兵亦面临淘汰，即便你们尚未踏入军旅。我们历经战争，你们投身建设，皆非易事。你们需具备真才实学。我提议，不如送你们去北平深造如何？

贺毅与崔军、张代侠、杨廷藩，受贺老总的指派，携带干粮，并驾驭两匹骡子，从延安启程，直赴北平。他们在旅途中历经周折，终于在内蒙找到了张代侠的叔父——时任五省联防副司令员的张宗逊。张宗逊向他们透露，蒋介石意图撕毁停战协议，北平周边战事激烈，局势岌岌可危，已无求学之机。他建议他们转往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这所学校与延安自然科学院同出一源，均为中国共产党所创办。在张宗逊的安排下，他们从集宁乘坐火车抵达了张家口。

彼时，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的师资阵容强盛，教学设施完备，学生主要来自解放区，他们勤奋学习，竞争氛围浓厚。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中，贺毅等人的进步尤为显著。此外，他们还结识了另一位在此校就读的李鹏。李鹏是高年级班级的党支部书记。

不久，随着局势的演变，张家口工专迁至哈尔滨。在李富春的悉心安排下，贺毅等同学得以加入东北野战军通讯参谋部。他们随后亦有幸成为“4821”团队的成员。

李鹏、邹家华等同仁亦是在“8.15”事变之后抵达东北的。彼时，贺毅等人在南岗招待所勤奋补习俄语，而他们尚在履行原单位职责，兼顾着日常事务。

邓颖超与李鹏

李鹏当时担任哈尔滨油脂公司的协理及党支部书记，他是这21位成员中唯一一位身处企业岗位的。在此职位之前，他曾在晋察冀电业公司担任技术员一职。

李鹏能够加入“4821”行列，得益于李富春、蔡畅夫妇的热心推荐。在延安那段岁月里，李鹏如同众多烈士的后代一般，频繁成为李富春、蔡畅夫妇家的座上宾。

起初，李鹏对于赴苏联深造的提议感到踌躇。他曾在与母亲的交谈中表露心迹，一方面，他对当前的职业充满了热情；另一方面，随着全国的解放指日可待，他迫不及待地期待着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并对胜利的庆典满怀憧憬。再者，他注意到，先前那些前往苏联学习的同仁，归来后不少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淖。这种担忧在心头萦绕，他害怕自己归来后，也会因为脱离国情而犯下类似的错误。

然而，母亲的劝说最终说服了他。李鹏的母亲深信，应当拓宽视野，着眼长远。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国家建设和工业化进程，而当前的知识水平与党所提出的标准仍存在显著差距。苏联作为首个社会主义国家，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赴苏联深造，正是党的需要，是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关键。

邹家华

邹家华在接到前往苏联深造的通知时，正担任中共松江省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一职。他未曾于延安接受过教育。自幼年起，他便跟随父亲邹韬奋辗转于上海、重庆、香港等地，历经磨难，却也磨砺了眼见。1942年，邹韬奋前往广东东江游击区，继而赴苏北解放区，不幸于1944年7月病故。当年12月，年仅16岁的邹家华在淮南投身新四军，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真枪实弹战斗。此后，他进入华中新四军建设大学深造，结业后分配至上东升政府实业厅建设科担任干事。早在抗战前夕，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被调往东北工作，历任中共松江哈东地委秘书、副书记等职务。

提及邹家华，叶楚梅的名字自是难以回避。作为“4821”群体中的四位杰出女性之一，她最终成为了邹家华的伴侣。

叶楚梅

叶楚梅，叶剑英将军的千金，1928年诞生于香港。当年，即在1927年，叶剑英投身于领导广州起义的激流之中，而叶楚梅尚未踏足人世，正沉浸在母体的躁动之中。起义虽以失败告终，叶剑英却毅然将家人迁往香港。然而，未待女儿降临人间，他便再次急切地投身于革命的烽火之中。

1937年，叶剑英身负战伤，重返广东接受治疗。那时，9岁的叶楚梅才有幸首次与父亲相见。转至1945年，17岁的叶楚梅得以被送往延安，与父亲重逢。然而，仅停留了一个月，父亲便将她送往遥远的东北，让她成为一名民主联军的战士。

刘虎生，1947年自晋察冀边区迁至哈尔滨，寄居在李富春与蔡畅的寓所中。他的父亲，便是那位声名显赫的刘伯坚烈士。刘伯坚早年远赴欧洲，投身勤工俭学，并与李富春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了蔡畅的入党引路人。红军长征启动之际，刘伯坚毅然留守中央苏区，与敌人展开顽强斗争。在一次激战中，他不幸身负重伤，不幸被敌军俘获，于1935年3月21日英勇献身，并留下了流传至今的抒情诗篇《戴镣行》。党中央迁至陕北后，便在全国范围内搜寻烈士子女，刘虎生也因此被接到延安。

叶正大、叶正明

叶正大与叶正明，均为叶挺之子。叶挺生前育有九子，不幸遇难时，仅存五人，叶正大与叶正明乃其中较为年长的两位。父亲离世后，他们被送往延安，其中叶正明被转至张家口，寄居于聂荣臻的家中。随着党中央从延安撤退，他们一同迁至哈尔滨。至1947年，他们已开始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修习俄语。

林汉雄，张浩之子，曾在延安保小就读小学；肖劲光的子女肖永定，以及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均是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送至延安，并在此校就读；西北局书记任卓明的儿子任湘、侄女任岳，亦是从西安办事处抵达延安，后进入边区师范学校深造，继而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罗炳辉的女儿罗镇涛，在长征途中被安置于民间家庭，直至后来才得以寻回；朱忠洪则是王稼祥的内侄。众多同志均在党中央撤离延安之后，历经辗转，最终抵达东北。

伊万诺沃-莫斯科

1949年9月的初秋，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共21人，踏上了开往苏联的火车，从而开启了他们的留苏之旅。

启程之际，东北局精心为每位同志定制了一套西装，配以皮鞋，并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火车抵达满洲里，缓缓停下。此处是苏联称之为“奥特伯尔”的边境城市，也是边防检疫的必经之地。鉴于日本曾在我国东北地区实施细菌战，且哈尔滨近期亦爆发了鼠疫，苏联边检人员严格规定，旅客需留在车上，不得擅自行动，甚至连衣物亦被悉数带走进行消毒处理。他们在车厢内度过了十数日。经过边检程序后，旅客们继续前行至赤塔，随后转乘开往莫斯科的海参崴列车。

抵达莫斯科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是苏联红十字会旗下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院长，季莫菲·扎哈罗维奇·马卡洛夫同志。这一信息透露出，他们的目的地并非莫斯科，而是伊万诺沃。陪同马卡洛夫院长到来的，还有儿童院的中国教师张梅女士——林彪同志的前夫人。而令“4821”们倍感激动与振奋的是，留苏多年的陈祖涛同志（陈昌浩同志之子）和刘允斌同志（刘少奇同志之子）也亲自前来迎接。他们与“4821”中的众多成员在延安保小、延安中学时期便曾是同窗，与罗西北、高毅等人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

伊万诺沃儿童院

苏联方面为中国学生安排了当晚的一班火车，目的地是伊万诺沃。在列车启程前还有数小时，陈祖涛和刘允斌便带领着“4821”团队踏上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红场之旅。莫斯科地铁的纵横交错、快捷便利，既展现了现代都市的风貌，却也让他们一时迷失方向。当从红场返回火车站时，江明因沉醉于站台景致，行走稍慢，不慎被关在了地铁车厢门外。他依稀记得来时只乘坐了四站，于是开始数站返回，却发现同伴们已不见踪影。原来，大家已纷纷返回寻找他，一番周折后，终于在出站口重逢。当晚，“4821”团队乘坐火车前往伊万诺沃，而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成为了他们抵达苏联后的首个栖息之地。

谢绍明回忆道，他们在儿童院中度过了三四个月的光景，期间既补习俄语，又期盼着苏方的安排。一日，苏联高等教育部派遣一位同志来处理“4821”入学事宜。该同志解释称，鉴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维持着外交关系，因此中共派往苏联学习的学子的身份处于非公开状态，无法直接进入莫斯科的高等学府。加之他们持有的哈尔滨市护照亦不允许他们前往莫斯科。苏联方面决定安排他们在伊万诺沃市接受教育，并满足他们的专业需求。然而，这一结果与“4821”的期望相去甚远。

四名女生将就读医学院，李鹏、邹家华、林汉雄等同学则被安排至电工学院，谢绍明、任湘、江明等人则选择了纺织大学，叶正明等人则将进入化工学院。鉴于大家的俄语水平尚不理想，罗西北便肩负起责任，将各个小组的同学安全送至学校并妥善安置。

无论分配至哪所院校，到达那里后都必须从头开始复习高中阶段的数理化基础课程。尽管这批人在国内多少有所涉猎，但他们的掌握水平与经过苏联正规十年制教育体系培养的学生相比，实有云泥之别。要弥补这一差距，方始能跟上高等教育的学习步伐。这本身已是不小的挑战，更不用说对于俄语的陌生，更是让这一难题雪上加霜。

谢绍明回忆道：“每日我们只得硬着头皮聆听苏联教师讲授几何、代数，使用的教材乃苏联十年制高中的教科书。彼时，俄汉词典尚未问世，在从哈尔滨出发时，我们每人携带了一本《日俄字典》。尽管日语对我们而言一窍不通，但好在日文中包含汉字，我们便能凭借猜测来理解。幸而，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充斥着公式与死知识，相对易于理解。为了更有效地掌握俄语，我们被分成了小组居住，每组由两名苏联学生与一名中国学生组成。”

“4821”一代人不仅背负着沉重的学业压力，还要经受生活艰辛的磨砺。在踏上留苏之路前，他们对苏联的生活充满了憧憬。然而，抵达后他们才意识到，战后苏联的恢复时期，人民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当时，苏共联络部每月仅提供400卢布的生活津贴，而物价高昂，一公斤黄油的价格高达60卢布。他们中午在学校食堂用餐，早晚则需自行烹饪，日复一日地以黑面包为主食。能源短缺导致学校时常停电，漫长的冬季里，他们不得不依靠燃烧木柴来取暖。离开哈尔滨时，东北局并未为他们准备冬装。在儿童院期间，苏联方面仅每人发放了一件夹克大衣，而到了11月，气温已降至滴水成冰，他们简陋的衣物根本无法抵御严寒的侵袭。

战后苏联面临着诸多社会挑战，治安状况亦不尽如人意。邹家华曾在乘坐公交车时遭遇不测，其口袋中的卢布不翼而飞，车上众乘客目睹小偷行窃，却袖手旁观，仿佛未见；叶正明游泳归途中，衣物亦遭窃，无奈只得赤身裸体奔回宿舍。

面对这样的境遇，众多同学感到不适应，精神压力剧增，身体状况也随之恶化，甚至有人病倒，谢绍明、江明、叶楚梅等人不得不入院治疗。

尽管生活条件不佳、环境尚待适应，这些因素对他们而言并非最为紧迫。他们更为焦虑的是，在伊万诺沃，由于诸多限制，他们迟迟未能步入正规的学习轨道。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愿在伊万诺沃结束留苏之旅。既然踏上了苏联的土地，他们便决心要进入苏联顶尖的学府，掌握最前沿、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

“4821”党支部及时将生活中的困境和学习上的挑战上报东北局，并向苏共联络部的同仁通报了情况。得知这一情况后，莫斯科的中国驻苏学生会亦致信苏共中央领导，详细说明了这批学生的背景，期望能够得到关注并得到妥善解决。在多方共同努力下，1949年夏日，“4821”离开了伊万诺沃，在苏联红十字协会的安排下，他们抵达了莫斯科，入住原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郊区的谢涅什疗养院。与此同时，已经在莫斯科就读的诸如刘允斌、陈祖涛、郭志成（郭亮之子）、蔡博（蔡和森之子）等中国学生，也纷纷汇聚于此疗养院，新老生们一同度过了那个难忘的暑假。恰在此时，刘少奇和高岗秘密访问苏联，商讨新中国的成立事宜，使得“4821”在莫斯科的学习事宜得以最终确定。1949年9月1日，新学期的钟声敲响之际，他们在莫斯科各校选择了自己的专业，踏上了崭新的学习旅程。

为祖国发奋学习

莫斯科坐拥丰富的教育资源，汇聚了众多国家重点院校。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日益临近，苏联果断决定将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使得在“4821”项目安排上，我们无需顾虑太多。在此背景下，“4821”项目参与者得以自由挑选心仪的学校。

当时，中央对他们的专业选择提出了指导性建议。东北局曾明确指出，应专注于经济与工业领域。任弼时在苏联治疗期间，经由任岳、任湘传达了更为明确的指示，即应避免选择政治学科，鉴于中国政治已趋于成熟，无需再依赖苏联培养政治工作干部。过去，众多前往苏联学习政治的中国学者，常常陷入教条主义的误区。同时，亦不建议选择文科，而应转向工科，专注于工业学习。至于具体选择哪一工科方向，则可依据个人的兴趣与专长来决定。

“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即是共产主义。”这句话在李鹏、贺毅等人心头激起了强烈的共鸣。

邹家华、刘虎生与张代侠均选择了鲍曼高等工业学院机械制造系深造，光荣地成为了陈祖涛教授的学弟学妹。

叶正大、叶正明、朱忠洪均选择了就读莫斯科航空学院。他们的决定或许与家族悲剧的阴影有关，那起不幸事件激发了他们对飞行的深厚兴趣，使他们渴望彻底掌握这项技艺。

以下是各位的学业去向：杨廷藩、罗镇涛被录取至莫斯科财经学院；项苏云选择了莫斯科纺织学院；叶楚梅则踏入了莫斯科大学的校门；任岳选择了莫斯科建筑学院深造；任湘则投身于莫斯科地质学院的学习；江明则前往了莫斯科农业学院。

无论踏入哪所大学，语言障碍始终是最大的挑战。在课堂上，他们大多只能勉强记下笔记，课后则需要逐步消化。他们每日早起，勤奋自学俄语，直至两年后，方始体会到一丝轻松之感。

在“4821”留苏生涯中，最令其难以忘怀的经历，莫过于1950年2月17日，有幸受到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首先，刻苦学习，熟练掌握建设国家的技能；其次，勇于拼搏，鉴于我国尚处于贫困阶段，大家在生活上切勿与苏联同学攀比；最后，强化体魄，因为健康的身体是将来回国服务祖国的基础。众多同学手持钢笔和笔记本撕下的纸页，纷纷请毛主席和周总理题词留念。毛主席根据每位同学的所学专业，分别题写了寓意深刻的话语。例如，叶正大向毛主席透露自己专攻飞机设计与制造，毛主席便在他的本子上题写了“建设中国强大空军”的勉励之词。对于李鹏，他题写了“为人民服务”，张代侠则得到了“努力向前”的寄语，贺毅的题词是“光明在前”，而江明则被赋予了“农业机械化”的期望。周总理则向所有人题写了“艰苦奋斗，努力学习”的勉励之词。当晚，毛主席和周总理与同学们共进晚餐，餐后还举办了舞会，欢声笑语，气氛热烈，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学习热情。

1953年10月，罗西北荣膺动力学院首位毕业生的殊荣，领到了毕业证书。紧接着，在次年12月，与他同年级的李鹏、贺毅等同学亦顺利摘得动力学院的毕业文凭，并荣获“优秀毕业生”的荣誉称号。

在莫斯科动力学院，中国学生的成绩无不名列前茅，赢得了苏联教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五年的学业征程中，虽有谢绍明、叶楚梅、任湘因健康原因不得不暂时中断学业归国，但其他同学均顺利完成了学业，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党支部和学生会

在“4821”留苏的岁月里，自1948年9月起至1950年8月或9月间，他们拥有自成一体的党支部和学生会机构。这些组织不仅全面负责了21名成员的日常生活、学习以及思想指导，而且承担了与东北局的联络沟通工作。

在21位成员中，仅有高毅与罗镇涛二人非共产党员身份，其余19位均为我党党员。在出国之际，东北局委派谢绍明同志担任支部书记一职，然而支部尚未正式成立。直至谢绍明同志因健康原因返回国内，这21位同学才齐聚一堂，召开会议。在会上，谢绍明同志传达了东北局关于组建党支部及学生会的重要指示。经过一番讨论与筹备，众人一致推举李鹏同志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学生会主席，邹家华同志与任湘同志则被选为支部委员。

“4821”党支部引以为傲的是，他们在伊万诺沃的短暂逗留期间，积极向国内党组织汇报了国际儿童院中部分中国儿童的现状，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央政府做出决策，最终决定将这些儿童接返祖国。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老照片

1948年的冬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里，那些年龄稍长的中国同学已纷纷毕业，大多前往莫斯科深造。朱敏，朱德之女，因二战期间不幸被纳粹德国关押于集中营长达数年，此刻仍在高中就读，而剩下的同学则多为十几岁的孩童。他们中有些是自幼被送至苏联，有的则在苏联出生；有的能说些中文，有的则一句中国话都说不出来，对祖国的认识和了解甚少。他们还观察到，当时儿童院的负责人对中国儿童持有明显的大俄罗斯主义立场。面对这些情况，“4821”支部随后特地召开了一次会议，进行深入讨论。在谢绍明即将归国之际，他主持起草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信，详细反映了相关情况和“4821”支部会议的决议。信中提到，我们深感苏联战后各方面状况并不理想，生活条件艰苦，对在苏中国儿童的教育亦存在不足。如今，祖国已迎来解放，具备了让孩子们返回国内接受教育的条件。我们建议将这些孩子送回祖国，待他们在国内打下坚实的学业基础后，再返回苏联继续深造。

谢绍明将此信递至随他归国的王稼祥同志手中。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这封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陈祖涛的回忆中，大约是在1950年，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戈宝权向他咨询了关于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的状况。随后，在陈祖涛的陪同下，戈宝权亲自前往该儿童院，仔细查阅了留驻那里的中国儿童的名单。

1950年春，苏共中央作出决议：“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培养的中国籍子女悉数遣返（名单附后）；特命苏联红十字会及红新月会执委会（由霍洛德柯夫同志负责）于同年7月至8月期间完成相关送返准备工作，并将儿童送至贝加尔斯克火车站，以便由中国代表接领。”

1950年8月，一群中国少年重返祖国怀抱。此后，其中众多成员纷纷前往苏联深造，接受高等教育的洗礼。

在20世纪40年代，苏联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教职工们与低年级的中国学生们共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在伊万诺沃的逗留期间，“4821”支部还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在儿童院图书馆中，他们发现了大量珍贵的档案材料。这些资料中，包含了他们之前未曾见过的若干照片，以及长征时期干部们所著的回忆录、他们在苏联学习时期的笔记，以及第三国际时期的若干档案。针对这一发现，他们及时向东北局汇报，并建议尽快对这些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并安全运回国内进行妥善保存。

1950年夏末秋初，新中国首批赴苏留学生抵达了莫斯科。这些留学生由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负责指导。在此过程中，“4821”党支部宣告解散，其成员与新到党员合并，依照各自所在学校重新组建了党支部，与东北局之间的联系亦随之终止。随后，李鹏被中国驻苏大使馆任命为留苏学生会总会主席，并正式加入大使馆的留学生党委。

栋梁之材

毕业后，4821班学员毫不犹豫地返回祖国，积极投身于“一五计划”的宏伟建设之中。他们怀揣着共同的志愿，渴望深入基层，奔赴祖国最迫切需要他们的地方。罗西北首先在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的北京水电院工作了两年，并于1955年底转至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一待便是十年。谢绍明则前往哈尔滨飞机工厂；李鹏则被派往吉林丰满发电厂；邹家华与叶楚梅携手抵达沈阳第二机床厂；叶正大、叶正明则服务于沈阳飞机厂。贺毅原本分配至水电总局北京勘测院，却主动请求下沉基层，与崔军一同赴江西上犹江围堰工区。林汉雄虽然被分配至北京，却并未在机关中工作，而是投身于官厅水库的建设。他们均在各自的岗位上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邹家华叶楚梅

在“文革”初年，因留学苏联的背景，他们被错误地指控为“苏修特务”，遭受了残酷的迫害。1968年，邹家华与叶楚梅夫妇分别被捕，令人遗憾的是，他们被关押在同一所监狱，却彼此音信全无。朱忠洪在遭受迫害后，精神状况严重受损，最终罹患精神病。“文革”落幕，他们虽得以平反，但精神上的创伤却难以愈合。某日，朱忠洪离家后便音讯全无，生死未卜……

“文革”落幕之际，“4821苏修特务案”得以全面昭雪。在胡耀邦同志主管中组部期间，他力主大胆选拔和任用优秀的年轻干部，对于“4821”案件相关人员的安置问题，胡耀邦同志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李鹏

“我认为有些同志可能未充分发挥其才能。应与他们的上级共同考察，以确定其岗位安排是否恰当。”1981年2月，中央对电力部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李鹏被任命为部长和党组书记。

在胡耀邦同志的关注下，至1981年年末，“4821”名单中，邹家华、叶正大、贺毅等人已晋升至副部级领导职位；林汉雄、谢绍明被列为副部级后备人选。至于司局级领导职位，任湘、肖永定、杨廷藩、罗西北、叶楚梅、崔军、叶正明等人均已履新；而刘虎生亦即将获得副局级晋升。

自那之后，这二十一人当中，罗镇涛虽已离世，朱忠洪亦下落不明，然而余者均在各自的岗位上扮演着越发关键的角色，可谓国之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