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

2003年4月6日，安徽省舒城县高峰乡东港村，人潮涌动，气氛庄重而肃穆。当地县委、县政府在此隆重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仪式，用以揭幕原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烈士的铜像。

01

高敬亭，本名高志员，1901年（一说1907年）8月14日，在河南光山董店（今新县管辖）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中诞生。1928年春天，他在故乡投身于农民运动的洪流。翌年3月，高敬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启了与枪杆为伴的不解之缘。入党伊始，他被任命为乡苏维埃武装委员会的委员，自此与武装斗争紧密相连。

凭借其英勇的战功和粗略的文学修养，加之中共六大后受到共产国际的深刻影响，强调领导机构中必须包含工农出身的干部，高敬亭逐渐成为瞩目的焦点。1930年，他被选为光山县苏维埃主席，随后依次晋升为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主席和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自1930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共光山县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豫东南道委（即地委）书记等职务。在此期间，他积极参与武装斗争的领导工作，创建了光山独立团、赤卫师、游击师（后均并入红四方面军），并指挥这些部队攻克了80余处由地主武装占据的山寨和土围子。

1932年11月，经历了反“围剿”战役的挫折后，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得不撤离鄂豫皖地区。为了持续抵抗敌人的围剿，鄂豫皖省委毅然决然地作出决定，着手重建红二十五军。新组建的军部由吴焕先担任军长，下辖两个师。其中，七十四师由徐海东担任师长，同时兼任副军长；而七十五师则由高敬亭担任政治委员，此后又兼任军政治部主任。在高敬亭担任七十五师政委期间，他与师长姚家芳（前任）及丁少乡（后任）共同率领部队在鄂东北和皖西北地区展开艰苦的战略转移与战斗。

红二十五军在这段鄂豫皖革命斗争的道路上历经坎坷，历经数次扩张与收缩，这一过程充分彰显了当时严峻的军事环境。

1934年伊始，高敬亭荣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一职。同年九月，他被任命为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全面负责领导皖西北地区的党、政、军各项事务。

02

1934年11月，中共中央委派程子华传达重要指令，命红二十五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长征，对外则称之为“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以协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据此，吴焕先受命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踏上长征之路，而高敬亭则留守继续战斗。因事出突然，程子华未能及时通知高敬亭，仅派专人送来指示信。信中，鄂豫皖省委委托高敬亭成立新的鄂豫皖边区党的领导机构，并重建红二十八军，坚守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当时，鄂豫皖边区红军人数不足两千，且被分割包围在几块仅存的苏区小块领土上，革命形势严峻，失败的氛围一度笼罩整个鄂豫皖边区。

面对关乎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高敬亭毫无惧色，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即便在失去上级的指导和援助的困境中，他依然肩负起了在当地全面领导持续反抗国民党武装斗争的艰巨历史使命。

1935年2月3日，恰逢农历大年除夕之夜。在安徽省太湖县的凉亭坳，金家大屋内，红二十八军（亦称作鄂豫皖边红二十八军，以与其他地区和时期的红二十八军相区别）正式宣告成立。高敬亭同志被任命为政治委员（未设军长），全面负责鄂豫皖边区的党务、政务和军事工作。该军下辖八十二师及一个直属手枪团，全军总人数不过1400余人。巍峨的大别山再次升起了鲜艳的红旗。

红二十八军在鄂豫皖边界的英勇战绩，堪称红军主力长征之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最璀璨的一页。在这段时期，只要听闻高敬亭的名字，敌人无不心生恐惧。在与敌军进行的生死搏斗中，高敬亭达到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生涯中最为显赫的巅峰，成为了蒋介石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

嗣后，在检讨其“清剿”行动未能得逞的缘由时，国民党豫皖绥靖公署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此类赤匪，大都是本地土生土长之人，且每至一地，总有当地居民相随勾连，致使行动自如，飘忽不定，一旦军队到来，匪众便退，此等伎俩早已成为惯例。”在大别山区的游击战中，高敬亭凭借着广泛的指挥员和群众基础，逐步总结并提炼出了一套游击战争的战略与战术原则，主要包括“跳蚤战术”、“老鹰捉鸡”、“化整为零、聚零为整”、“伪装突袭”、“回马枪战术”、“专挑弱敌而战”、“四打四不打”（即敌情清晰、地形有利、战果丰硕、伤亡不大则战；敌情不明、地形险恶、战果微薄、伤亡惨重则避战）、“敌上山、我下山”（即从内线转为外线、从山区转向平原）。显而易见，这些原则与毛泽东后来总结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正因如此，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高敬亭仅以不足2000人的部队，成功牵制了国民党数十个正规军团的行动，并歼灭了对方18个整营和15个整连，共计5000余人，而他自己的部队也发展壮大至3100余人。

自“七七事变”爆发，高敬亭在审阅中共鄂皖区负责人何耀榜转交的中共中央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精神的文件后，立即作出决定，结束内战，齐心协力抗日。他主动派遣代表与昔日对手、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主任卫立煌展开“岳西谈判”。谈判圆满成功，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最终的谈判协议上亲笔签署。这成为南方八省游击队中最早且最为成功的一次国共两军谈判。更重要的是，这次谈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之前便已展开，高敬亭及其同仁不仅秉持诚挚的谈判态度，同时亦做好了抵御敌人进攻的准备，此举在当时实属难得。

至此，鄂豫皖边区的军民成功走出了那段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并在南方八省的十三处游击区中，成功保存了最为庞大的兵力。在这其中，高敬亭的贡献尤为突出，功勋卓著。

03

历经三年游击战，高敬亭的卓越贡献铭记于心。然而，在那个极“左”路线盛行的时期，鄂豫皖边区的“肃反”行动亦不可避免地对革命队伍带来了一定损害。

方永乐在红二十八军中的地位仅次於高敬亭，堪称军队中的杰出领导人。他勇猛果断，智谋过人，深受全军崇敬，红二十八军的战斗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精心的塑造。事实上，方永乐对高敬亭始终怀有极高的敬意，这不仅源于高敬亭参与革命的悠久历史，他是鄂豫皖地区的高级领导人，更是因为他本人秉持着共产党人在艰苦岁月中的党性原则，以及军事指挥员所特有的优秀素质。

在“肃反”议题上，永乐与高敬亭意见不合，争执不休。

在1933年至1934年期间，由于理论上的不足，加之张国焘“左”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侵蚀，时任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的高敬亭，积极采纳并推行了极端“左”倾的“肃反”政策。在七十五师的“肃反”行动中，他先后捕杀了逾千人。对于这种错误的举措，当时的省委及军部领导均表示支持与赞同，甚至赞誉高敬亭为“肃反专家”，这一做法无疑助长了他的错误行为。1934年9月，省委派遣高敬亭前往皖西视察工作。凭借在七十五师“肃反”中所积累的所谓“经验”，高敬亭夸大了敌情，向省委报告称皖西局势混乱不堪，均由反革命分子领导。结果，省委误判，将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免职，并任命高敬亭接替其位。上任后，高敬亭大肆开展“肃反”，错杀了一批当地游击队司令员吴保才、赤南县委书记高克文、赤城县委书记吴代芬等一批领导人员，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肩负起组建红二十八军的重任之后，高敬亭对“肃反”运动的执行尤为严厉。即便是战士遗失一枚枪机零件，或是书写标语时出现失误，亦被视作“反革命”行为处理，更遑论那些犯有重大错误的同志。面对高敬亭的这一做法，方永乐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他主张不应将思想偏差与政治问题混淆，坚决避免重蹈“肃反”扩大化的覆辙。

“老高，我是否真是反革命，待此次战斗过后，你再做定夺。即便你要枪毙我，也请待我率领部队安全撤离后再行。”高敬亭答应了方永乐的恳求。方永乐立刻指挥部队投入战斗，抢占制高点以阻挡敌人。然而，由于敌人是擅长山地作战的第一○三师，我军兵力薄弱，难以坚守，被迫撤出主峰。但敌人却死死缠住不放。方永乐察觉到情况危急，当机立断，命令手枪连保护高敬亭突围，自己则与少数同志留下掩护。高敬亭成功突围，而方永乐却再也没有回来。

方政委目睹军政委奋勇冲出，即刻起身，泪水横流，手持机枪向敌军猛烈射击，有意将身躯暴露于敌手之下……此战过后，他身中数弹。几名执行掩护任务的战士成功突围，带着满腔热泪向高敬亭汇报了这一壮烈情景。

高敬亭泪如泉涌。

04

1938年二月，红二十八军与豫南游击队联合，共组成3000余人的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被任命为司令员，该支队下辖四个团。与此同时，新四军的第一、二、三支队各下辖两个团。由此可见，第四支队在新四军整体兵力中占据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比例，因而流传有“新四军以第四支队为粮草”的说法。

“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制胜，实堪嘉奖。”此外，高部在桐城棋盘岭的战斗同样声名显赫，战斗中首次成功活捉了40名日军，这是新四军战史上的辉煌篇章。

当第四支队自大别山脉启程，奔赴抗日战场并屡战屡胜之际，却意外发现国民党桂系第五路军正源源不断地向大别山进发。高敬亭随即向军部发出紧急电报，强烈建议在大别山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其理由之一，是他长期在此地生活与战斗，对大别山的地形了如指掌，且怀有深厚的感情。理由之二，是他敏锐地认识到大别山地处中原腹地，南临长江，北靠淮河，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加之第四支队在大别山出生入死，对地形和民情有着天然的熟悉和深厚的感情，若在此地建立根据地，无疑能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彼时，桂系将领白崇禧亦深刻认识到大别山战略地位之关键，遂下令第五路军全力挺进大别山区。相较之下，王明所领导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以及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秉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方针，派遣上万名党员与革命青年协助桂系军队优化基层架构，培训乡、保两级干部，推行保甲制度，进行户口普查，甚至提出“协助五路军在 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口号。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一次会议上，针对高敬亭关于让第四支队返回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提议，王明与项英指责其为“不服从统一战线，消极抗日”，并下令高敬亭“不得在大别山留下一兵一卒”。高敬亭当场反击，指责王明与项英为“右倾投降主义”，二人对此甚为不满。

桂系军队在大别山确立根基之后，其态度亦随之发生转变。一方面，他们故意拖延并克扣新四军第四支队的薪酬，遏制其发展壮大；另一方面，他们大肆增强反动势力，与我方争夺皖东地区。在此背景下，高敬亭所率的第四支队陷入桂系军队与日军的夹击之中。斗争形势发生显著变化，第四支队亟需迅速东进，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向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发出电报，指示“江北新四军应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旨在将皖东全境及江苏部分地区转化为稳固的抗日基地。然而，高敬亭的思想未能与时俱进，仍旧坚守在大别山不愿离去。

“这些人分明是来夺权的！此后，你们凡遇事宜与我商议，切莫轻信他人！”高敬亭如此告诫自己的老部下七团团长杨克志及副团长曹玉福。于是，郑位三与戴季英在四支队中屡遭轻视和排挤。郑位三性情稳重，为大局着想，主动请求转往地方工作。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则毫不妥协，与支队司令员高敬亭之间不断暗自较劲。

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领军部特务营抵达江北，旨在强化对该地区新四军的领导力量。遵照中共中央的明确指示，张云逸对高敬亭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说服与教育，同时，他亲自向四支队的广大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实施战略挺进”的重要指令。

1939年三月末，高敬亭率领四支队总部从舒城向合肥众兴集进发。然而，不久后，高敬亭因病不得不返回，同时带回了手枪连和特务连。同年四月末，新四军军长叶挺，连同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人，从皖南抵达江北。5月5日，叶挺在庐江东汤池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命张云逸为指挥官，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负责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部队。与此同时，叶挺再度下令，命高敬亭率部东进合肥、定远、全椒地区，开展游击战，并建立根据地。但高敬亭未予听从，按兵不动。叶挺由此愤怒，以江北指挥部之名，直接指挥高部第七团、第九团继续东进，直至合肥青龙场附近。直至此时，高敬亭方才勉力率领支队部进入青龙场地区。

于四支队驻地进行，叶挺同志与江北指挥部的高级领导人共同主持了一场连级以上干部的大会。在此会上，他们再次强调了中共中央发出的东进指令，并要求与会人员明确表达个人立场。四支队全体干部无一例外地举起了手，表示坚决拥护并执行中央的指示。即便如此，高敬亭同志亦不得不随众举手赞同。然而，会议结束后，他并未立即下达东进命令。待部队启程行动后，高敬亭同志却背着江北指挥部，私自致信第七团和第九团，下令他们停止东进。

就在这一刻，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件突然发生。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趁着攻打土围子的机会，私吞金银财物，背叛了桂系军队。杨、曹二人曾是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重点培养的将领，他们的突然变节引发了支队内部对高敬亭的广泛不满。就在此时，项英来电，指示叶挺开展“反杨、曹斗争”。于是，叶挺下令部队在皖东暂停东进，转而进行“反杨、曹斗争”。尽管杨、曹的私逃与高敬亭无关，但在“反杨、曹斗争”中，在戴季英等人的主导下，揭露出了高敬亭的一些问题。项英随即在部队中发起了针对高敬亭的斗争。不久，高敬亭被逮捕，并遭受了残酷的打压。戴季英等人甚至不惜使用酷刑，对高敬亭扣上了“反革命”、“反党”、“破坏抗日”等一系列罪名。

被囚禁的高敬亭，于景物之中触发了心中的哀思，忆及那位惨遭冤死的方永乐，泪水再次模糊了他的双眼。他向组织恳请，愿效仿方永乐，在抗日烽火中英勇牺牲，以自己的热血之躯彰显对党和革命的无二忠诚。对亲人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他特意求来纸笔，给亲人留下了诀别之信。他更渴望自己的战友能为他说上几句公道之言。然而，这一切努力终究徒劳无功。

1939年6月20日，项英因涉嫌反党、反对中央领导以及可能率部投敌的严重罪行，分别向中共中央及国民党军事部门发出了一份电报，内容为“拟对高敬亭执行枪决”。

蒋介石接获项英要求处决其麾下一员虎将的电报，心中半信半疑，深恐其中藏有欺诈。卫立煌率领的十七万正规军，历经三年苦战，竟未能捕捉到高敬亭的踪迹，而共产党却主动将此人送上门来，这实乃令人难以置信之事！

蒋得知王明、项英与高敬亭在构建大别山根据地的策略上出现严重分歧的细节后，立即向项英和叶挺发出电报指示：“对高敬亭所请之枪决，予以批准！”

自6月21日起，一场涉及近千名指战员的斗争大会在合肥青龙厂附近的一片茂密树林中持续了三天。会议由邓子恢主持，会上作出了对高敬亭执行死刑的决定，并上报国共两党中央予以批准。大会公布的四项高敬亭的重大罪状分别是：一、拒不服从军部领导；二、排挤延安派遣的干部；三、推行山头主义；四、持有宗派主义立场。高敬亭未曾料想，军部领导会对他发起如此斗争。他坚信，坚守大别山阵地是正确的选择，而放弃大别山进行“东进”则是错误的决策；面对坚持反共立场的蒋介石，他坚持“闹独立性”。尽管他承认自己的工作存在不足，甚至可能犯错，但他坚信自己绝非“反革命”，更不可能是“破坏抗战”的罪人。

6月24日，当“枪决”的命令公布于众，高敬亭仍旧显得镇定自若。他直言：“共产党人视死如归，我并无罪过。既然你们执意让我赴死，那我便要在红地毯上英勇就义！请代我转告史玉清同志——我的爱人，将孩子托付给人民抚养。我，是一名忠于工农革命事业的军人！”说罢，他端正地戴上军帽，向叶挺军长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叶军长同样庄重地还礼，感慨万千地评价道：“你，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军人！”高敬亭听闻此言，泪水夺眶而出。在警卫战士的“护送”下，他步入了荒野之中……

05

高敬亭遭受枪决之际，中共中央的回电终于抵达。电文内容指出：“对高敬亭的处理应采取过渡措施，趁着现有时机，由军部派遣一位得力干部前往四支队任职，以协助其改造与整顿。”而对于高敬亭本人，中央计划将他调往延安深造。然而，历史的遗憾已然铸就。事后，主要涉事人员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均严肃反思并检讨了自己的职责所在。

闻悉中共中央曾下达“对高采取过渡办法”的指令，叶挺内心深感悲痛与懊悔，连声叹息：“迟了！迟了！”在一场新四军军部召开的会议上，谈及高敬亭事件时，张、邓二人皆勇于承担责任，诚挚地表达出他们的悔意。

在高敬亭不幸遇难之后，江北指挥部随即对第四支队进行了整饬，将“反高斗争”转变为“肃清高敬亭遗毒”，过度打击了一些干部，引发了部分干部的恐慌情绪，这给第四支队乃至江北新四军的壮大与成长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当时，第四支队内部陷入一片混乱，部分指战员甚至被迫离队，局势一度濒临失控。随后，原第四支队被一分为二，分化为新的第四支队与第五支队，分别由徐海东和罗炳辉担任司令员。作为新第四支队的领导者，徐海东坚信，对高敬亭的处置是极不妥当的。

提及此事，后来的十大将之一徐海东每每激动不已，他言辞间洋溢着敬意：“高敬亭同志毅然坚持三年游击战，将鄂豫皖苏区的红旗高高举起，其功不可没。纵然他在‘肃反’扩大化等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但这仅仅是执行错误路线的后果。他的问题本质上是思想与认识的偏差，绝非反革命行为。”

高敬亭在狱中挥笔写下的一封诀别信中，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革命事业未竟的深切感慨，对革命生涯的无限眷恋。他郑重地将幼女托付于人民，对党和人民毫无怨恨之情。然而，他的妻儿却长期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被视为反革命家属。直至成年，高敬亭的女儿才逐渐揭开自己不幸的身世之谜……

“应当是可以的。”毛泽东听后，沉思片刻，轻轻地点了点头。

06

“我认为此案处理失当。我怀疑责任主要在项英。”

1977年4月27日，遵照毛泽东同志的生前嘱托，经中央军委相关部门的严格审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发布《关于为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此通知高度评价了高敬亭同志“功勋显著，过失较少”的历史贡献，彻底否定了曾加诸其身的“反革命”、“反党反中央”等不实罪名，并明确指出“对其判处死刑是错误的”。

1980年四月，在政府的帮助下，高敬亭的家属成功寻获了其安息之地，并在合肥烈士陵园举行了一场庄重而隆重的骨灰安放典礼。

1983年10月，国家民政部正式追认其革命烈士的身份。

1997年7月，由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发行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高敬亭”词条客观公正地记载：“……在国民党军队连续进行‘清剿’、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络等极端困难的境遇下，他率领不足2000人的红二十八军，与边区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并肩作战，转战鄂豫皖边区的45个县，并在其中22个县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或稳固的立足点……抗日战争爆发后，高敬亭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指示，主动与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展开谈判，并签署了共同抗日的协议。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与豫南游击队合并，组成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担任司令员。4月底，该部队抵达皖中舒城、巢县等地开展抗日斗争。5月16日，其所属第九团一部在蒋家河口战斗中取得胜利。继而在桐城棋盘岭、六安椿树岗等地连续取得战斗胜利，并在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创建了抗日根据地。然而，他在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东进敌后的战略方针时，犯有严重错误。1939年6月24日，高敬亭在安徽合肥县青龙厂（现属肥东县）被错误地执行了死刑。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依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对其进行了平反，恢复了其名誉，并认为他在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中功勋卓著，对其处决实为错误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