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七岁起，他成为陈赓家的牧童，并在陈赓的引领下投身革命事业；作为贺龙倚重的心腹，他曾随贺龙挺进湘西，成为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创立的功臣之一；他指挥红七师、红四师南征北战，为革命事业立下赫赫战功；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出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的首任旅长……

他是早逝的传奇战将卢冬生。

卢冬生

陈家牧童

1908年，卢冬生在湖南湘潭的史家坳，一个贫瘠的农家中降生。家境贫寒，全靠租种土地维持生计，生活困苦不堪。随后，父亲携长子前往江西安源煤矿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年仅七岁的卢冬生则由外婆照料，踏上了二十余公里的路程，最终抵达湘乡泉湖村，成为陈家大宅的一名牧童。

陈家素以仁厚家风著称，对待雇工始终关怀备至。陈家次子陈庶康，即日后赫赫有名的解放军上将陈赓，比卢冬生年长五岁。一位小牧童的降临，为在私塾埋头苦读的陈赓带来了无尽的欢乐。课余之余，陈赓常主动邀卢冬生一同嬉戏。卢冬生亦从他身上感受到了如同兄长般的温馨，两位少年伙伴遂渐成为无所不谈的挚友与兄弟。

不久，陈赓踏入东山高等小学堂，开始了寄宿生活，并在此学到了丰富的知识和新颖的思想。每逢周末归家，他便将这些所得分享给卢冬生，卢冬生的视野因此得以拓宽。陈赓成为了卢冬生心目中的偶像，与他相处时，卢冬生的脸上总是挂着那灿烂的笑容。

卢冬生常常跋涉十余公里，为在校寄宿的陈赓送去衣物与生活必需品。一个孩童在蜿蜒的山路上往返奔波，难免遭遇风险。某次，他在前往学校送衣物的途中，不幸被一条凶恶的狗咬伤腿部，一瘸一拐地抵达东山小学堂时，夜色已深。陈赓见到他的模样，心疼不已，立刻为他清洗伤口，细心包扎，并在自己铺位上让出空间，与他共度一个挤迫的夜晚，更将自己的衣物和鞋履慷慨相赠。

在寒暑假的日子里，陈赓常与卢冬生并肩牧牛割草，攀登山巅采摘野果，更在牛背上嬉戏，于溪水中畅游。夜幕降临，陈赓便为卢冬生启蒙识字，讲述着一个个故事。然而，这段少年时光的纯真情谊，仅维系了两年光景。十四岁那年，陈赓的父母强迫他与一位比他年长两岁的女子成婚。为抗拒这门婚事，他毅然决然未及毕业便离家出走，投笔从戎，加入了湘军鲁涤平的麾下。此事在陈家掀起了轩然大波，也在卢冬生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记。

陈赓离去后，卢冬生倍感孤独，如未曾有。不久，他也告别了陈家，踏上了漂泊打工的征程。他的父亲将他送往湘潭县城的一家钢铁厂，成为一名学徒，每日辛勤劳作十数小时，却颗粒无收。历经三年学徒期满，老板却以延长出师期为由，仍旧拖欠工资。卢冬生无法忍受这等屈辱，遂至煤栈担任挑夫，然而煤栈老板亦常拖欠薪资。他与工友们据理力争，老板却勾结警察意图将他逮捕，卢冬生无奈之下只得逃离。此时，他心生向往，渴望如陈赓那般投身军旅。

陈赓

没有卢冬生，便无陈赓

1925年，年仅十七岁的卢冬生步履坚定地追随陈赓的足迹，孤身一人来到了衡阳，投身于湘军唐生智的第四师。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唐生智宣布接受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领导，第四师随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卢冬生也以一名国民革命军战士的身份，投身于北伐战争，随部队一路征战至武汉。

于武汉之地，唐生智将第八军扩编为第二方面军。翌年春季，卢冬生与陈赓意外相逢。彼时，陈赓身为第二方面军直属特务营的营长，且已是一名入党五载的共产党员，遂将卢冬生调入特务营担任副官之职。自此，昔日的好友便化身为并肩作战的战友。

陈赓每逢操练点名之际，便借机向战士们传达共产党的理念，卢冬生深受其感染。他亦时常随陈赓前往武汉中共中央军委的所在地，从而结识了周恩来等众多共产党员。在耳闻目睹的过程中，卢冬生的思想不断得到提升。

1927年夏日，唐生智随蒋介石、汪精卫步调一致，推行“清党分共”政策，迫使陈赓交出特务营。依循党组织的部署，卢冬生伴随陈赓，护送周恩来前往南昌，不久便投身于南昌起义的洪流。起义军挥师南进，卢冬生亦随陈赓加入了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陈赓任命周逸群为师长，卢冬生则担任该师第三师六团一营的副官。作为先头部队，第三师于8月20日清晨在会昌城郊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四小时交锋，午后一时被迫撤退。陈赓率领一营殿后，卢冬生目睹陈赓不幸中弹倒地，他不顾个人安危，奋不顾身地抱起陈赓，滚入田间沟渠，藏身于草丛之中。随后，他与数名战士一同将陈赓抬至会昌城内。

自会昌至汕头，卢冬生始终细致入微地照料着陈赓。抵达大埔后，组织考虑让陈赓就地疗伤。然而，陈赓坚决主张随部队行动，卢冬生亦多次表示，无论多么艰辛困苦，都要将他护送至汕头。9月24日，起义部队抵达汕头，卢冬生便安排陈赓入住了一所由日本人经营的诊所。但自9月30日起，起义遭受挫折，部队即刻撤出汕头。由于未能找到诊所的送信人，陈赓与卢冬生对撤退之事一无所知。翌日清晨，卢冬生目睹大街上尽是国民党军队，心中顿时惊骇不已。返回医院后，日本医生下达了驱逐令。陈赓受伤的腿肿胀严重，行动不便。最终，在一位中国护士的协助下，他们得以暂居于附近一名码头工人的家中，数日后方搭乘前往香港的轮船。

船泊香港，卢冬生寻得一把椅子，求助他人将陈赓从船上缓缓抬下。踏上岸后，他火速寻找医院，但医生一见是枪伤，立刻将他们拒之门外。当时巡捕搜查严密，卢冬生不得已将陈赓背至厕所藏匿。二人商定前往上海寻找党中央。随后，卢冬生背负陈赓，搭乘前往上海的船只，并将陈赓隐蔽于货舱之中。

“若无卢冬生，便无今日之我陈赓。”

卢冬生枪法精准

大革命虽然遭受挫折，但卢冬生的革命热情却愈发炽烈。他于周恩来、周逸群、陈赓等共产党人的身上，看到了一片光明的未来。1927年12月，在陈赓以及他在上海坚守地下斗争的妻子王根英的引荐下，卢冬生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贺龙历经曲折，终抵上海。周恩来便派卢冬生前往党中央机关接应。贺龙向周恩来提出欲返回湘西，组织队伍，建立根据地。党中央对此表示同意，并决定派遣周逸群伴随他一同前行。然而，此时贺龙已成为蒋介石通缉的重点“要犯”，湘西之路关卡林立，故需派遣一名既可靠又机警的同志进行护送。党中央考虑到卢冬生的能力和忠诚，决定派他肩负此重任。至12月下旬，卢冬生与周恩来、陈赓告别，肩负起护送贺龙、周逸群的任务，三人踏上了新的征程。

“我是贺龙，特来借用贵队武器！”肖仪卿一听“贺龙”之名，顿时吓得浑身无力。卢冬生紧随贺龙身边，目光锐利地环顾四周，忽见一名团丁举枪，他迅速扣动扳机，一枪将其击倒，瞬间震慑了所有团丁。周逸群等人趁机冲上前去，迅速缴获了六支步枪、四支驳壳枪以及两百多发子弹。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贺龙感慨地说：“卢冬生这一枪，打得精准有力，立下了一项显著的功勋！”

二月末，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七位英勇战士重返贺龙的故乡——湘西桑植洪家关。贺龙凭借过往的人脉迅速集结起三千名工农革命战士，发动了桑植起义。起义虽然遭遇挫折，但卢冬生仍随贺龙退守至湘鄂边区的桑植、鹤峰，深入崇山峻岭，坚持战斗。面对如何构建根据地、如何组建红军等关乎革命大局的重大课题，迫切需要党的明确指示。于是，贺龙派遣卢冬生前往上海，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面对极其艰苦的境况，贺龙竭力为卢冬生筹集前往上海的旅费，然而最终仅搜集到了六个铜板。卢冬生揣着这微薄的六个铜板踏上了征程，途中他四处打零工、沿街乞讨，于屋檐下栖身，风餐露宿，历经千里，终于在4月份抵达了上海。

党中央自国民党报纸获悉贺龙战败的消息后，屡次派遣人员前往湘西与贺龙取得联系，以求了解实情，却均未能如愿。卢冬生的到来，使得党中央的同志们欣喜不已。依据卢冬生的汇报，中央迅速做出决策，并派遣卢冬生返回湘鄂边，向贺龙传达指示。此举对于身处偏远地区的红军以及苏区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九月，卢冬生在湖北鹤峰堰垭的群山深处与贺龙重逢。那时，贺龙的部队仅剩九十一名战士和七十二支枪。在最为艰苦的关头，贺龙接到了卢冬生传达的中央指示，仿佛在漆黑的夜空中找到了指引前行的灯塔。

在十月，贺龙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其中阐述了红军的组建过程、石门起义的经过，以及未来的计划。同时，他派遣卢冬生前往上海，向中央传达信息。卢冬生与周恩来会面后，携带着周恩来签发的指示信件以及中共六大的文件返回湘鄂西。此时，贺龙所领导的部队已被改编为红四军。贺龙遵照中央的指令和六大文件的精神，积极开展斗争，红四军迅速壮大，人数很快增至四千余人。

湘鄂西红军迫切需要干部补充，贺龙却不愿放卢冬生离去。1929年春季，贺龙以湘鄂西前委的名义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写道：“鉴于云卿同志（贺龙）身边缺乏可信赖的助手，且卢冬生同志在上海的工作并非至关重要，我们一致认为应留下卢同志在此地继续工作，恳请中央予以批准。”当时，中央与湘鄂西之间已建立起交通联系，因此中央在同年六月回信，同意卢冬生不再担任中央交通员的职务，并同意他留在湘鄂西工作。

贺龙

贺龙得力助手

卢冬生在湘鄂西地区留驻后，贺龙委派他先后担任红四军军部手枪大队班长、大队长之职。1930年，手枪大队扩编为警卫营，卢冬生被任命为营长。同年7月，红四军与周逸群领导的红六军在湖北公安实现会师，共同成立了红二军团。贺龙担任总指挥，红四军随之更名为红二军，并由贺龙兼任军长。10月，红二军团与红一、三军团协同作战，共同进攻长沙，但未能如愿达成目标。至12月，红二军团撤退至松滋杨林市。面对敌军从两侧发起的猛烈攻势，直逼司令部周边，局势变得危急万分。卢冬生率领警卫营英勇抵抗，成功击退敌人的进攻，确保了司令部的安全。随后，贺龙率领部队从杨林市出发，经磨岗隘、泥沙等地撤退，最终抵达鹤峰走马坪一带进行休整。

四川甘占元的三千余当地武装在鹤峰地区频繁活动，贺龙洞悉该部并无接受改编的真正意愿，遂决意采取武力进行收编。当时走马坪仅有司令部和警卫营，总计三四百人。贺龙一方面设宴款待甘占元一行，另一方面则急令红军主力火速向走马坪进发。宴席摆设在司令部前厅，卢冬生率十余名精锐战士于厅堂两侧潜伏待命。酒过数巡，贺龙以方便为由，借口前往后院，卢冬生随即发出命令，战士们迅猛出击，成功将甘占元等人制服。随后赶到的红军主力迅速将甘部三千余人团团包围并完成收编，此次行动为部队带来了极大的扩充。

1931年三月，红二军团正式改编为红三军，贺龙担任军长一职，卢冬生则被调任红七师二十团的团长。次年秋季，为了击破敌人的“围剿”计划，贺龙与军政委关向应率领八师、九师挺进外线进行作战。与此同时，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书记夏曦则带领七师以及其他部队，坚守在洪湖苏区的核心区域。然而，夏曦所率领的部队在连番战役中屡遭败绩，导致洪湖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夏曦遂将地方部队临时改编为湘鄂西独立师，王炳南被任命为师长，卢冬生则担任政治委员，力图强行突破敌人的包围。在尝试渡过西荆河的过程中，部队不幸被敌军分割为两段。夏曦和王炳南带领主力成功渡河，而卢冬生率领的第二团两个营则未能跟上，他随即率领剩余部队转战至荆门、当阳、远安一带，继续坚持战斗。

面对孤军奋战、敌情紧迫、伤员安置无着、物资补给短缺的严峻局面，卢冬生展现出了非凡的独立作战能力。他积极寻求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与当地独立团汇合，并创立了湘鄂西独立师的旗帜。他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敌军周旋，遇到敌人兵力强大时，便灵活撤退；遇到小股敌军，则毫不手软地予以消灭，接连取得了数场胜利。在地方党组织的紧密协作下，独立师每至一地，便积极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确保了部队的稳定立足，并获得了必要的休整与恢复。

卢冬生在率领部队持续抗争之际，不懈地探寻红三军主力的动向。1933年1月，他从报纸上获知红三军主力已迁徙至湘鄂边，随即率领部队南渡长江，与红三军主力成功会师。历经半年多音讯全无的卢冬生，率领着一支精锐之师突然回归，并携带着丰富的银圆与布匹，贺龙闻讯喜悦不已。会师后，独立师的部分力量融入了主力部队，其余则改编为教导团，卢冬生被任命为团长。同年7月，卢冬生被调任为红三军第七师的师长。

在红三军挺进鄂川边区的征途中，成立了由夏曦、关向应、贺龙、卢冬生共同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翌年四月，中央分局于利川十字路召开了一次会议，卢冬生作为列席代表出席。十字路会议之后，红三军开始向黔东地区拓展势力。卢冬生率领部队攻占四川彭水县城，击溃敌军一个营，成功打开了通往黔东的大门。六月，在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的共同努力下，红三军得以重建党组织，卢冬生亦因此当选为红三军党委委员。

十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印江木黄地区成功会师。此后，红三军恢复使用红二军团的番号，第七师亦更名为第四师，卢冬生同志被任命为第四师师长。会师之际，红二、六军团发起了湘西攻势，成功建立了湘鄂川黔苏区。翌年春天，在湖南大庸的后坪战斗中，卢冬生同志不幸腿部重伤。因战地医疗条件有限，他留下了终身残疾，战友们亲切地称他为“卢跛子”。即便如此，卢冬生同志依然拖着那条残腿，带领部队奋勇行军作战，接连取得胜利。11月，他率领第四师踏上了长征的征程，始终担任前卫，成为红二、六军团的开路先锋。

1936年四月，卢冬生率领先锋部队抵达金沙江的石鼓渡口。面对宽阔的江面和湍急的水流，对岸的敌军已将所有的渡船尽数没收。他毅然决然地下令部队搭建木筏和竹排，强行渡过激流，成功击溃了对岸的敌人，并缴获了渡船，为后续部队顺利渡江提供了有力保障。

松花江畔丧命

1936年十月，红二方面军挺进至甘肃会宁一带，22日，在将台堡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成功实现了胜利会师。卢冬生抵达河连湾，与久违的周恩来和陈赓重逢。彼时，陈赓担任红一方面军的师长。卢冬生与陈赓紧紧相拥，激动地连声说道：“好了，好了，我们终于又相聚在一起了！”此后，卢冬生作为红二方面军的代表，出席了苏区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

随着全面抗战的硝烟弥漫，工农红军整编为八路军，卢冬生受命担任一二〇师三五八旅的旅长，陈赓则被委以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的重任。昔日那位翩翩公子与牧童，如今并肩作战，共同跻身八路军的高级将领行列。

一二〇师的三五八旅接到命令，须奔赴前线。然而，鉴于卢冬生的健康状况，他被调往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深造。至1937年年末，中央决定，将包括卢冬生在内的几位身体欠佳的军事干部派遣至苏联，旨在边疗养边学习。翌年2月，卢冬生与刘亚楼、杨至成等同仁一同从延安启程，并于5月份抵达莫斯科。

在共产国际的统筹安排下，卢冬生与同仁们先行赴黑海地区进行疗养。至1939年3月，卢冬生的健康状况已基本康复。他向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提出请求，希望返回国内投身抗日斗争。任弼时向他解释，国内迫切需要培养一批能够适应未来正规战争的高级指挥人才，因此组织上决定让他继续留在苏联深造军事知识。于是，卢冬生再次踏入了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大门，继续其军事学业。

卢冬生未曾受过正规教育，自投身红军以来，他于繁忙的军旅生涯中不懈追求知识，最终掌握了阅读报纸、撰写信件的能力。对他而言，这乃是有生以来首次获得如此正规的学习机会。面对基础薄弱、起点低下的困境，他刻苦钻研，潜心学习中文与俄文，涉猎军事、政治经济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此提升自身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理论素养。此外，他还与众多中国学员一同前往共产国际各国的代表团，进行报告演讲，介绍中国革命的最新动态，旨在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

1941年9月，卢冬生在伏龙芝军事学院顺利完成学业，不仅圆满完成了所有课程，更熟练掌握了俄语，具备了流利的交流能力。心系祖国的他，渴望投身抗日救亡事业，然而，恰逢苏德战争爆发，归国之路被无情阻断。于是，他被调往远东地区，加入了由东北抗日联军战士组成的苏军第八十八旅，以少校军官的身份，投身苏联红军的战斗行列。

1945年8月，苏联红军正式对日宣战，挥师东北，卢冬生与八十八旅旅长周保中携手返国。他率先抵达长春，继而抵达哈尔滨，并被委以重任，担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一职。彼时，东北局势错综复杂，国民党军队、土匪势力以及苏联红军并存，而八路军尚未大规模入驻，导致哈尔滨城内秩序混乱不堪。

12月13日，陈云及东北局其他领导从长春抵达哈尔滨。当晚，陈云在东大直街的一七八号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并由他担任书记一职。会议持续至次日凌晨才宣告结束。陈云的行李放置于距离会场数百米的原中共滨江工委机关处。出于对安全因素的考虑，与会人员建议陈云不宜返回住处。哈尔滨卫戍司令员卢冬生主动请缨，承担起取行李的任务。他自信能流利使用俄语，以便在遇到任何突发状况时能够有效协调沟通。

“快跑！”警卫员迅速顺着斜坡滚落，幸运地逃脱了此劫。而卢冬生却就此长眠，年仅三十七岁。

“若他尚在人间，该有多好……”

卢冬生在十八岁那年，迎娶了湘潭一位姓徐的女子为妻。不幸的是，次年徐氏因病离世，自此他未曾再续家室。他的一生都在与反动的黑暗势力进行抗争，致力于改变劳苦大众的命运。在战争中，他英勇无畏，成为英雄的代名词，人们将永远铭记他的事迹。